清朝控制着管辖地域广阔 、机构复杂的官僚系统 ，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对中国皇权的固定看法 。同世界某些地区一样 ，中国被看做利用官僚对抗贵族 ，同时又频繁运用 “私人 ”官僚系统去对抗公共官僚系统 。中国君主和官僚制度的历史虽然有时模糊不清 ，然而的确起源甚早 。掌管祭祀的神职官员和的武官群体构成一个自治有序的官僚阶层 ，这似乎在周代中期 （公元前 7世纪 ）便已稳固确立 。 （注 ：参见许倬云 ： 《转变中的古代中国 ：关于社会流动性的考察 ，公元前 7 2 2前 2 2 2年 》 （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 A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 722-222 B . C . ） ，斯坦福 ， 1 9 6 5 。）中国第一个出现在公元前 2 2 1年 。秦始皇嬴政结束东周列国纷争局面 ，统一了全国 。秦始皇以峻法及用新的官僚系统无情贵族而闻名 。 （注 ：关于秦始皇的研究 ，参见吉苏 （ R. W. L. Guisso ） 、帕加尼 （ Catherine Pagani ） ： 《秦始皇 》 （ The First Emperor of China ） ，纽约 ， 1 9 8 9 ；李又宁 ： 《秦始皇 》 ，纽约 ， 1 9 7 5 ；卜德 （ Derk Bodde） ： 《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 ：从的一生透视秦朝 》 ［ Chinas First Unifier： A Study of the Chin Dynasty as Seen in the Life of Li Ssu （280-208 B . C . ） ］ ， ， 1 9 6 7 。）同样 ，历代王朝初期 ，如东汉 （ 2 5-2 2 0 ） 、唐 （ 6 1 8-9 0 7 ） 、宋 （ 9 6 0-1 2 7 9 ） 、明 （ 1 3 6 8-1 6 4 4 ） 、清 （ 1 6 1 6-1 9 1 1 ）等 ，都不遗余力地铲除贵族 ，重新确立官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 。官僚系统成为君主与旧有贵族之间激烈斗争之外的第三方力量 。清代历史的叙述中 ，官僚系统的角色尤具戏剧性 。 1 6 3 6年建国号为 “清 ”后 ，新君皇太极立即着手打破旧有财产继承制 、法律条文以及皇族对文化的垄断局面 。清帝国早期的官僚系统随之确立并迅速运转 ，同时其对于军队和帝国财产的管理日益增强 。清朝们最终发现 ，他们与明朝一样 ，在旧贵族过程中不得不依赖官僚系统 ，这也导致他们与官僚制度之间产生新的矛盾 。
近年史学界开始关注 1 8世纪清朝与官僚体制之间的互动关系 。雍正帝登基后消除了清初以来同姓王对皇权的 。其后 ，他又制定长期周密的计划 ，用以肃僚的不良风气 。他创造性地将已有指挥体系为 “军机处 ” ，将渗透到的各个层面 。白彬菊的 《君与臣 ：清中期的军机处 ， 1 7 2 3-1 8 2 0 》一书详尽讨论了军机处的演变过程 。她认为清代存在 “内 ” 、 “外 ”两个不同的官僚系统 。外部系统依据明朝继承下来的帝国行律体系而建立 。内部系统则是一系列超于法律之外的制度创新 ，由雍正帝 、乾隆帝做出最终裁决 。内部系统的建立加强了皇权 ，有效遏制了官僚系统的扩张 。
白氏 “内 ” 、 “外 ”系统模式的构建 ，借鉴了钱穆论述传统中国朋党之争时使用的相似概念 。 （注 ：白彬菊 ： 《君与臣 ：清中期的军机处 ， 1 7 2 3-1 8 2 0 》 。钱穆 ： 《中国历代得失 》 ，英文版 ，薛君度 、陶慕廉 （ G . O . Totten）译 ，纽约 ， 1 9 8 2 。） “内 ” 、 “外 ”系统之分当然颇具性 ，但也可从另外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 。皇权可被视为过程中各种动态工具的集合体 。这一角色中不仅包括本人 ，还包括其亲族 ，礼仪活动 ，掌管其教育 、健康 、性行为 、衣物 、财产及日常活动的各类组织 ，负责情报搜集和提醒备忘的秘书班子 ，为其起草军事命令 、文告 、在重印或新修文艺作品上题写序言等事务的文书部门 ，等等 。可见 ，白彬菊的 “内廷 ”概念或许只能概括为皇权的一个分支而已 。白氏所描述的形式化及渐趋官僚化过程 ，可能涉及一个更为深刻的课题 ，即中国传统结构中存在着皇权与官僚体系间的交互渗透 。商王的私人巫师 、侍从和秘书们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官僚阶层 。此后的皇权制度重建过程都会出现附属机构的渐趋官僚化问题 。不过 ，这种观点并非要抹杀白氏 “内 ” 、 “外 ”廷之分的学术贡献 。尽管皇权与官僚制度之间的确存在紧张对立关系 ，而我却更强调二者间的内在联系 。皇权与官僚制度之间不仅有制度上的互补性 ，而且在一个良性运行的中二者往往配合呼应 。另外 ，二者在性的建构上也不能全然分离 ：官僚制度通过进行调节 ，亦通过与大臣们的和谐相处调整自己 。
孔飞力所著 《叫魂 ： 1 7 6 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一书考察了与官僚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 。该书颇具思想性 ，对中国国家研究中的 “韦伯式 ”命题提出深刻 。孔飞力受韦伯 “中华晚期帝国渐失性 ”命题的 ，发现 ：当平庸君主时 ，帝国即出现死气沉沉的涣散局面 ；而英明君主时 ，程度又大大增强 。孔飞力指出 ，乾隆中叶 ，乾隆帝利用各级官员对系列巫术案件处理明显违规的事情大做文章 ，着力反对官僚制度对皇权的与 ，进一步重申 “乾纲独断 ”这一基本帝国准则 。 （注 ：参见孔飞力 ： 《叫魂 ： 1 7 6 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 ， 1 8 8页 ，剑桥 ， 1 9 9 0 。）在孔飞力看来 ，清代皇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 。同白彬菊一样 ，孔飞力亦认为清代皇权与官僚制度存在不稳定的依存关系 ，皇权随时提防来自官僚制度的惰性。孔氏之个案研究是清代君主调节其与官僚制度间矛盾的系列研（余如前述魏丕信及曾小萍曾小萍 （注 ： （ Madeleine Zelin ） ： 《州县官的银两 ： 1 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 》 （ The Magistrates Tael ： Rationalizing Fiscal Reform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g China ） ，伯克利 ， 1 9 8 4 。）之研究 ）之一种 ，进入 1 9世纪后 ，清朝永久地失去了与官僚制度对抗的可能 。
可汗制并非个力的无限扩展 ，而是依靠部落联盟和血亲纽带建立起来的一种集体机制 。可汗制以战争中的共同缔约为基础 ，初衷是为了将各个部落联合成更大的 、统一指挥的军事联盟 ，以便更有效地组织进攻和防守 。作为征服者 ，可汗是所有奴隶的主人 ，并有权把奴隶赏赐给部下 。这种松散的军事联盟具有稳定性时 ，可汗即通过单一血亲继承制确立了永久性的 、王朝式的可汗制度 。由于汗位的血亲继承不是长子继承制 ，争夺汗位的激烈冲突自然不可避免 ，即傅礼初日后提出的 “武力解决汗位继承 ” （ Bloody Tanistry ） （注 ：傅礼初 ： 《奥斯曼帝国中的突厥蒙古传统 》 （ “ Turco Mongolian Tradition in the Ottoman Empire ” ） ，载 《哈佛乌克兰研究 》 （ Eucharisterion ） ， 2 4 0 ~ 2 4 1页 ，剑桥 ， 1 9 7 8 。傅氏于 1 9 8 4年辞世 ，身后留下有关清初政体变迁的未竟书稿 ，近期拟将其出版 （注 ：后该书未能出版 ） 。）问题 。诚然 ，无论突厥可汗 ，还是后来的蒙古可汗 ，均无一例外经历过激烈的汗位争夺斗争 ，并对外正是借助的智慧 、口才 、果敢和力量 ，才战胜他们的竞争对手 。
1 7世纪确立的清朝皇权制度 ，是努尔哈赤后金汗权 （ 1 6 1 6-1 6 3 6 ）的发展与演变 。乾隆时期 ，清代皇权体系已由合议制过渡到君主 ，官僚制度日趋成熟 ，满洲贵族的军事权威和影响力渐趋衰微 ，君临天下的象征意义则日益强化 。傅礼初指出 ：内亚的可汗制最终不可避免地演化为皇权制 ，因此蒙古可汗制度可视为清帝国 、奥斯曼帝国和帖木儿帝国皇权制度的先导 。傅礼初在其 1 7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研究中发现 ：作为军事首脑的可汗 ，其汗位继承必须经历长期的斗争 ，且极不稳定 ，这一局面逐渐过渡到可汗个人通过对官员 、军队 、贵族及其他王朝工具的控制 ，成功避免了继位斗争 。傅氏从 1 6 4 0年易卜拉欣 （ Ibrahim ）继承事件中得出结论 ： “大汗已经成为陛下 。 ” （注 ：傅礼初 ： 《奥斯曼帝国中的突厥 ——蒙古人的君主制传统 》 ，载 《哈佛乌克兰研究 》 ， 2 5 1页 。）
诸多历史资料证明了傅氏 “奥斯曼帝国与清帝国存在惊人相似 ”的结论 。尽管清朝者已完成了从可汗到的角色转换 ，然其可汗身份却依然保留 。清代的可汗制体现在对八旗的当中 （注 ：八旗起初是清朝的军事与社会管理组织 ，后演化成满洲的基本制度 。近期研究参见柯娇燕 ： 《孤军 ：三代满族人与清帝国的终结 》 ；任桂淳 （ Kaye SoonIm ） ： 《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 》 ［ The Rising and Decline of the Eight Banner Garrisons in the Ching Period （ 1 6 4 4-1 9 1 1 ） ： A Study of Kuang chou ， Hang-chou ， and Ching chou Garrisons ］ ，密歇根 ， 1 9 8 1 。） ，每个旗人都被认为是的 “ ” 。清朝绝大多数时期要求旗人讲满语 （被认为是大汗的语言 ） ，遵从可汗制度 ，包括萨满教 。皇族共同执政是可汗制的重要体现 ，在清代其作用虽被皇权大大 ，然这种体制却并未根除 。议政王大臣会议一直延续到清末 ，清朝最后 6 0年曾一度超越皇权 。
皇权体制下可汗制度的发展与演变 ，无疑是清朝开国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同时也是魏斐德那本研究中国 1 7世纪历史的权威英文著作 ——《洪业 ：清朝开国史 》 （ 1 9 8 5 ）的潜在主题 。魏氏书中借鉴了一系列相关领域的代表性观点 ，如明代知识具有民族认同感和王朝归属感 ；清朝之成功不仅表现在领土征服 ，更在于明末被殆尽的帝国制度能得到重建与复兴 。
魏斐德对 1 7世纪这一特殊时期的研究深化了上述问题 。魏氏一书着重刻画了 1 7世纪辽东 （长城以北、东北南部的汉语地区）汉人的集体映像 （ prosopographicalprofile） 。这些汉人存在双重文化认同 ，在 1 7世纪明清交替之际先后服务于两个 ，后被定义为 “贰臣 ” 。不过 ，历史学家们对 1 8世纪 “贰臣 ”群体重塑 （主持编纂了 《贰臣传 》 ）的客观性表示怀疑 ，因其显然是乾隆帝出于意识形态考虑的旧事重提 。不过 ，目前尚无资料能直接证明 ，这些 1 7世纪辽东精英的认同中是否存在地域因素 。他们在 1 6 1 6年努尔哈赤称汗时归顺了后金 ，因为努尔哈赤自己是地方利益的代表 。此外 ，当时清将辽东汉人纳入了八旗制度 ，强调其与满族者之间是可汗制下的主仆关系 ，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清朝 。魏氏对明朝精英转而清朝的研究 ，回应了地方性可汗制最终完全被传统皇权所取代的观点 。也就是说 ，辽东汉人与八旗 、蒙古以及整个东北地区和东北亚的部族一样 ，都认同他们与清之间是可汗制关系 ，而中原地区的精英则认为他们处于清朝的皇权之下 。
清代皇权体系包含了可汗身份认同中的协作 ，这在军事和农业结构 、内部的农奴制关系等方面均得到充分体现 。它有力回击了前近代评论家们津津乐道的典型 “东方性 ” 。 （注 ：对孟德斯鸠和他同时代的人来说 ，政体 （与君主制和不同 ）的对人民如同主人对待奴隶一般 ，私有财产和法律制度是不存在的 （后两者已被 1 8世纪的学者们证明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 ，尽管黑格尔和马克思均未在著作中对中国 “主义 ”的说法提出质疑 ） 。 “主义 ”属前近代概念 ，通常认为由霍布斯所提出 。然而 ，从中世纪与前近代的历史发展来看 ，这种形式的基本划分实来自亚里士多德 。参见科布内 （ R.Koebner） ： 《君主与主义 ：一个概念的演进 》 （ “ Despot and Despotism ： Vicissitudes of a Political Term ” ） ，载 《沃尔堡与科陶德协会 》 （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 ，第 1 4期 ， 1 9 5 1 。）东方 “主义 ”概念之所以被构建 ，缘于人对君主的 ，另一方面也恰恰表明他们对政体的焦虑与 。 （注 ：可参见佩里 ·安德森 ： 《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 》 ， 4 6 2页 ，纽约 ， 1 9 7 4 。为回应阿尔都塞 ，佩里 ·安德森强调 ，孟德斯鸠并非评论家 ，而是哲学家 。）孟德斯鸠借助书信体小说形式 ，通过波斯人吕斯贝与国内阉奴总管 、女奴法蒂玛等人的通信 ，了者的傲慢与自大 。这直接促使他在后来 《论法的 》一书中提出了与 “ ”相对立的 “主义 ”概念 。 （注 ：孟德斯鸠 ： 《波斯人信札 》 ， 1 7 2 1 ；希利 （ George R.Healy ）所编英译本 ，纽约 ， 1 9 6 4 。）值得注意的是 ， 1 8世纪的欧洲哲学家 ，尤其是法国哲学家们为衬托中国的主义 ，不惜改变对波斯和土耳其的看法 ［ 1 8世纪早期 ，勒萨日 （ Alain RenéLe Sage）和克鲁瓦 （ Pétis de la Croix ）重新创作了歌剧 《图兰朵 》 ，居然把这位土耳其姑娘编排到中国的皇家宫苑 ］ 。在法国传教士写给的密报中 ，乾隆帝有时是位君主 ，有时却又是个帝王 。而在法国汉学家钱德明 （ Père Amiot）的论文及其满文译作中 ，乾隆帝是位如子的圣贤之君 。这种认识主要来自乾隆帝 《盛京赋 》 （ Ode to Mukden ）的法文译本 。钱德明在完成了该文的翻译工作 ， 1 7 7 0年后开始在巴黎流传 。通过日本学者江藤俊雄 （ Etō Toshio）的研究 ，有显示 ，伏尔泰详细记录了他阅读 《盛京赋 》的感受 。可见 ，伏尔泰和钱德明共同塑造了乾隆帝 、英明的君主形象 。更详尽的研究 ，参见柯娇燕 ： 《清朝开国考 》 （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Qing Foundation Myth ” ） ，载 《晚期中华帝国 》 ， 1 9 8 5 （ 6 ） ， 1 3 ~ 2 4页 ，尤其是第 2 2 ~ 2 3页的讨论 。也就是说 ，汉文和满文资料都能证明乾隆帝的这一形象 。满语中有不少可汗制术语 ，这显然更容易打动中国和读者 。清代的模式与 1 8世纪法国多元化的颇为相似 ，如孟德斯鸠赞成贵族 ，反对帝制 ；而伏尔泰却赞成帝国 ，反对贵族 。
伏尔泰成为会士最重要的表达者 。他始终主张 “ ” （ benevolent despotism ） ，与清朝一样反对贵族 。他并不反对爱护人民的君主 （正如清朝们在可汗制中的那样 ） 。事实上 ，伏尔泰非常支持 “君主”的一些做法 ，如乡村中的和不识字传统 ，宽大对待持有主义 、不可知论等不同信条的各色文人 ，等等 （孔飞力笔下描绘的巫术的乾隆帝形象即如此 ） 。 （注 ：可参见宋顺钦 （ Shun-ching Song ） ： 《伏尔泰与中国 》 （ Voltaire et la Chine ） ，埃克斯 ， 1 9 8 9 。）乾隆帝表面上的定位与伏尔泰理想中的 “君主 ”不谋而合 ，因此他极力将乾隆帝与毫无吸引力的奥斯曼苏丹区别开来 ，代之以极具魅力的中国形象 。然而对 2 0世纪的中国学者而言 ，清代留下的 “东方主义 ”遗产无疑非常重要 。近代中国出现的权威主义 、 “极权主义 ”问题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 ，低效的也与过去的 “帝国 ”体制紧密相连 。 （注 ： “东方主义 ”的经典论述来自魏特夫 ： 《东方主义 ：对于极量的比较研究 》 ，纽黑文 ， 1 9 5 7 。对于亚洲社会 “力量 ”的比较研究表明 ，亚洲特有的 “治水农业 ”使国家控制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各个领域 。同时 ，亦应注意 “亚细亚生产方式 ”一词从马克思 、恩格斯到韦伯的概念转换 。参见牟复礼 ： 《中国主义的发展 ：评魏特夫的 “东方主义 ” 》 ，载 《远东学报 》 ， 1 9 6 1 （ 8 ） ， 1 ~ 4 1页 。）
与其他统一王朝一样 ，清朝努力将自己塑造成 “之君 ” ，这很可能是他们有意在扮演上古中国 “三皇五帝 ”的角色 。 “王 ”是中国上古时期联盟的中心，是初期统一礼仪的施行者 ，包括殷商 （前 1 7 5 0-前 1 1 00 ）与周朝 （前 1 1 0 0-前 2 5 6 ）。 （注 ：学者对商朝存在及周朝成立的年代存在文献理解上的分歧 ，本文采纳张光直提出的年代划分体系 。参见张光直： 《艺术 、和礼仪 ：通向古代中国之 》 ， 2页 ，剑桥 ， 1 9 8 3 。）现代史家常把这一时期的中国视作一种下的模式 。作为农耕社会共同体 、血亲家族以及与之联盟的社会阶层的代表， “王 ”承载了祖先的美德 ，成为力量的 。这种意志的权威效力一部分来自 “王 ”的个人魅力 ，他的价值观是文化 、的现实反映 。随着先人意志逐渐被抽象为 “神 ”和 “自然 ” （中文将两者统一起来 ，称作 “天” ）的 ，神对 “王 ”实践的回应便与自然界的发展运行发生关联，形成一整套君权的哲学体系 。西周末年成书的 《周礼 》通常被视为典籍 ，尽管当时孔子 （前 5 5 1-前 4 7 9 ）还未出生 。这充分体现出思想发展的复杂性和不协调性 ，而不是有些学者所表述的思想是连续不变的一整套哲学体系。
汪德迈（ Lévon Vandermeersch ）的 《 ：关于古代中国制度的研究 》 （ Wangdao： ou， Lavoie royale ： Recherches sur lesprit des institutionsde la Chine archaque ） （两卷本 ， 1 9 7 7-1 9 8 0 ）一书，详细讨论了中国制度中的 “ ”概念 。他将 “ ”定位为古代中国三大方式之一 ，另外两个分别是皇权与军事霸权。其中居于首要地位 ，与其把它理解为一种制度 ，不如看做一种社会形态的表达 。家庭 、村庄 、族 ，无一不遵循着神秘的 ，同时也是滋生的根源所在。实际上 ，恰恰通过族仪式来构建人类世界的秩序 。 “王 ”勾连着生者与死者，成为早期族形成不可或缺的要素 。 （注 ：参见陈弈麟 （ Allen J.Chun ） ： 《周代的亲属观念及亲属关系》 ，载 《通报 》 ， 7 6卷 ， 1 ~ 3 、 1 6 ~ 4 8页 ， 1 9 9 0 。） “王 ”代表着社会中的血缘亲属关系 ，同时联系着生者和他们的祖先 。这样， “王 ”的和早期华夏族或汉族的身份认同通过一系列礼仪得以确立。
汪氏认为 ，古代是中国古代不能于社会之外的反映 。某种程度上讲 ，在皇权制度中得以延续 ，不断规范着与社会秩序 ，汪德迈和其他学者更愿将其描述成 “封建制 ” 。 （注 ：有关古代中国封建制的争论显然仍在继续 。最近之研究参见许倬云、林嘉琳 （ Katheryn M.Linduff） ： 《西周文明 》 ，纽黑文 ， 1 9 8 8 。）古代中国的封建制及其与之间的关系 ，部分重现了王朝的向心力与离心力问题 。正如佩里 ·安德森提出君主与国家秩序相抗衡的命题 ，他所强调的是这种传统观的内在标志 ，而并非观的外围部分 。 （注 ：参见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 ：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 》 ， 2 5 ~ 2 6页，伦敦 ， 1 9 8 3 。）凭借独一无二的 “天子 ”身份 ，中国古代的 “王 ”在文化上处于绝对中心的，否则其所依赖的系统则极有可能分散 。
分析中国意识形态的学者并非只有汪氏一人 ，运用结构主义阐释学方读中国 、社会仪式中形态的学者还大有人在。 （注 ：汪德迈认为 ，沟通连接着古代中国的利益和的神秘意志 。而桑格瑞 （ P. StevenSangren）关于当代社区仪式历史情境的结构主义研究 ，对汪氏论点做了有力补充 。桑格瑞 ： 《中国社区的历史和神秘力量 》 ，斯坦福 ，1 9 8 7 ，集中于第 1 2 7 ~ 1 8 6页的讨论 。）鲁威仪（ Mark Edward Lewis ）的 《早期中国的 》 （1 9 9 0 ）一书旨在说明 ，在古代中国 ，王和贵族的权威通过礼仪进行表达 ， 、胙肉分食 、歃血为盟 、狂欢活动等仪式其实是战争与无序的替代品。上古时期仪式的控制权本掌握在贵族手中 ，后逐渐过渡给日益的 “王 ” ，公元前 3世纪最终被所垄断 。礼仪意味着 “血亲 ”联系的重新分配 ，祭祀使族之间完成了血缘交换 ，要么同属一个 “家族 ” ，要么彼此即是敌人 。鲁威仪成功阐释了早期中的性力量，并地提出皇权体系中礼仪与血缘 、祭祀 、之间的关联 。
近期研究呈现出新的变化 ，即从以往对体制社会凝聚力 、等方面的结构主义阐释，转变为对仪式 （从条文到实践 ）中文化建构的话语分析 。司徒安（ Angela Rose Zito ） 1 9 8 9年的博士论文 《文本 /实践意义上的大祭 ： 1 8世纪中国的礼仪书写 》 （注 ：亦可参见司徒安： 《祭礼的再审视 ：论与文本编纂 》 （ “ Representing Sacrifice ： Cosmology and the Editing of Texts ” ） ，载 《清史问题 》 ， 1 9 8 4 ， 5 （ 2 ）， 4 7 ~ 7 8页 。）在许多方面对汪德迈 （尽管该书并未提及汪氏之研究 ）和鲁威仪提出后结构主义回应。司徒安在绪论中指出 ，韦伯和涂尔干关于祭祀模式的论断并非全然正确 ，尤其是涂尔干所提出的 “机械团结 ” （mechanical solidarity ）概念 。她更偏爱福柯、杜蒙及本尼迪克特等理论家的研究方法 。她非常关注话语霸权以及由此引发的 、文化论题 。 （注 ：关于礼仪和皇权的相关讨论 ，参见泰勒 （ Romeyn Taylor ） ： 《晚期帝国的正统性 》 （ “Rulership in Late Imperial Orthodoxy ” ） ， “主义与君主制度 ”会议论文，明尼苏达大学 ， 1 9 8 9 ；波特 （ Deborah Porter） ： 《 〈穆天子传 〉的与历史 》 （ “Myth and History in the MuTien-tzu chuan ” ） ，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年会论文 ， 1 9 9 2 。）司徒安并不重视 1 8世纪组织礼仪编纂的潜在动机，因此 1 8世纪民间停止了对皇家礼仪文化的书写 ，而是由国家以一种最连贯的方式 ，站在军事实力 、普世主义和前所未有的进取心的高度去进行书写，以表达清朝皇权的 “大一统 ” 。 1 8世纪的礼仪文本按照乾隆朝对古代的理解书写而成 。因此 ，这些礼仪并非为礼仪本身而书写 ，而是证明清王朝皇权延续性的一种策略性编辑。 （注 ：这些问题的讨论 ，参见盖博坚 ： 《 〈四库全书 〉 ：乾隆后期的学者与国家 》 （ The EmperorsFour Treasuries ：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Chien-lung Era ） ，剑桥 ， 1 9 8 7 ；白彬菊 ： 《君与臣 ：清中期的军机处， 1 7 2 3-1 8 2 0 》 ；柯娇燕 ： 《 〈满洲源流考 〉与满族遗产的形成 》 ，载 《亚洲研究》 ， 1 9 8 7 ， 4 6 （ 4 ） ， 7 6 1 ~ 7 9 0页 。）
乾隆朝是中国话语知识 （ discursive scholarship ）建构的重要时期 ，首先缘于这一时期存在大量珍贵的礼仪文献 ，其次由于 1 8世纪末清廷广泛组织礼仪编写工程 ，最后则是由于礼仪具有国际化的意义 ，特别是 17 9 3年来华寻求贸易与外交关系的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 。直到最近 ，学术界仍将明代的朝贡贸易视作藩属国对中原王朝至高地位臣服的一种礼仪。 （注 ：相关研究的二手资料参见费正清主编 ： 《中国的世界秩序 ：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 》 。）随着 1 7 9 3年使团事件受到关注，讨论聚焦在马戛尔尼向乾隆帝叩头问题 。 （注 ：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文章出现在 《美国历史评论 》 ，即柔克义 （William W.Rockhill ） ： 《前往中国宫廷的外交使团 ：叩头问题 》 （ “Diplomatic Mis sions to the Court of China ： The KotowQuestion ” ） ，载 《美国历史评论 》 （ A H R ） ， 1 8 9 7 ， 2 （3 ） ， 4 2 7 ~ 4 4 2页 ； 1 8 9 7 ， 2 （ 4 ） ， 6 2 7 ~ 64 3页 。亦可参见普里查德 （ Pritchard ） ： 《有关马戛尔尼使团的传教士通信集：1 7 9 3-1 8 0 3 》 （ “ Letters from Missionaries at Peking Relating to the Macartney Embassy ， 1 7 9 3-1 8 0 3 ” ） ，载 《通报 》 ， 3 1卷 ， 1 ~ 7 5页 ， 1 9 3 4 。最近出版了两本分别借助西文与中文资料写成的有关马戛尔尼使团的通识性著作，对理解这一问题亦有很大帮助 。佩雷菲特 （ Alain Peyrette ） ： 《停滞的帝国 ——两个世界的撞击 》 （ Lempire immobile ， ou Lechoc des mondes ） ，巴黎 ， 1 9 8 9 ；《文化冲突三部曲 》 （ The trilogy Un choc de cultures ） ，第一部 ， 《幻想的中国》 （ Lavision des Chinois ） ，巴黎 ， 1 9 9 1 。）长期以来支持马戛尔尼观点的说法一直占据上风 ，甚至有段时间人们不再关注这个题目 。随着礼仪研究的兴起，马戛尔尼问题又重新回到研究者的视野之中 。而且 ，文化史家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外交史家 。最近何伟亚重新审视马戛尔尼事件 ，并对其进行了精辟的文本分析 。 （注：何伟亚 ： 《多主制 ：清代宫廷礼仪与 1 7 9 3年的马戛尔尼使团 》 （ “ A Multitude of Lords ： Qing Court Ritual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 7 9 3 ” ） ，载 《晚期中华帝国 》 ，1 9 8 9 ， 1 0 （ 2 ） ， 7 2 ~ 1 0 5页 ；亦可参见其另外一篇文章 ， 《晚清之宾礼与各领土间关系 》 （ Guest Ritual and Interdomainal Relations in the Late Qing ），大学博士论文 ， 1 9 8 6 。）他提醒读者 ，欧洲人或许和中国人一样高度重视礼仪 ，然而清朝却用朝贡礼仪对待马戛尔尼使团。更为重要的是 ，何伟亚描述了马戛尔尼的觐见过程 ，随后指出双方发生的礼仪之争超越了觐见典礼究竟代表一个还是两个中心的问题 ，反映出大英帝国意识形态与清帝国普世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
尽管有人怀疑帝国书写的目的性 ，无论历史 、礼仪和管理方式 ，都不能这样一个事实 ，清朝者 “王 ”的身份充当了 “公言人 ”的角色。 （注 ：参见司徒安 ： 《文本 /实践意义上的大祭 ： 1 8世纪中国的礼仪书写》 。）向 “天 ”递达 ，同时又把 “天 ”的旨意传达给百姓 。这一角色成为皇权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 （注：和对话最准确的语言 ，来自中国传统的天文学 。西汉初期 ，天文学直接用于观察与时代之间的联系 、在 “天 ”和 “天下 ”的活动情形，等等 。参见中山茂 （ Shigeru Nakayama ） 、席文 （Nathan Sivin ） ： 《中国科学 ：古代传统探究 》 （ Chinese Science：Explorations of an Ancient Tradition） ，前言 ， 2 3页 ，剑桥 ， 1 9 7 3 。）据古代文献记载 ，者需要接受 “ ” 。最初王和先祖神冥 （充满感的 ）对话沟通的能力 ，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成代表人类与 “天 ”对话的 。历史遗存与教的紧密联系 ，使萨满教巫师成为第一批历史学家。 （注 ：关于商周时期的历史书写 、萨满以及过去与未来知识间的联系 ，参见张光直 ： 《艺术 、和礼仪 ：通向古代中国之 》 ， 8 8 ~ 9 4页 。 ）对历史编纂的控制使皇权中的因素一直保持到帝制时代结束 。
乾隆帝有意宣传帝国的盛世形象 ，主持出版了数量可观的历史典籍。作为连接 “天 ” 、 “人 ”的唯一角色 ，清代的 /可汗 /王代言着过去、现在和未来 。这种感 ，令乾隆帝不遗余力地编纂字典 、类书 、历史纲要 、文学作品以及碑记铭文 ，一方面他又大兴 ，不断审查 、隐瞒 、或书籍，包括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产品 。中国中再也没有比乾隆帝更具有控制文化资源的雄心壮志了 。他的创造力与性可谓同等重要 。乾隆帝一方面因赞助文化事业经常得到人们的赞扬，另一方面亦因 （注 ：参见富德 （L.Carrington Goodrich） ： 《乾隆朝的》 （The Literary Inquistion of Ch‘ien-lung）， 5 ~ 9页 ，巴尔的摩 ， 1 9 3 5 。盖博坚在 《〈四库全书 〉 ：乾隆末年的学者与国家 》一书中已对乾隆朝的文化政策作了重新解释 。）而备受非议 。
被引入皇权之后，顺时而动的时间文化及其在中所起的作用均被保留下来 （安德森喻之为帝国外围的边界 ） 。中国皇权制度的确立被历史学家描述为对教神权的胜利 。新近研究表明，超越时间性的权威及其变化对秦帝国来说与前朝别无二致 。 （注 ：叶山 （ Robin D.S.Yates ）： 《身体 、空间 、时间性与官僚体系 》 （ “ Body，Space，Time and Bureaucracy ” ） ，见韩庄 （ John Hay ）主编 ： 《中国文化的边界 》 （ Boundaries inChinese Culture ） ，伦敦 ， 1 9 9 2 。）向皇权的演进 ，使中国社会出现新的时间概念、顺时而动的秩序 ，从而形成周密 、客观 、高度官僚化的新体系 。秦帝国的创建标志着观的最终形成 ，从此一直存在于庞大的皇权制度之中 。
当欧洲和现代的演进出现新时间轴时，中国仍进行着传统的王朝嬗递 。中国最后一个王朝 ——清朝使用了带有历法元素的新式历法 。然而 1 4世纪之前 ，没有一个意识到年号可作为自己的代名词 ，同一个常常为讨个吉利等原因拥有两个年号 。这一带有明显个人色彩的方式始于明朝，清朝将其继承发展 。因此 ，弘历的年号是乾隆 ，而乾隆已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代名词 。晚期中华帝国的成为其时代帝国认同的象征性符号 ，而这通常被描述为皇权具有 “性 ”或 “性 ”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其实明代以前的皇权制度已经为个人预留了中心 ，即的年号代表着他的时间断限 。
个人的中心与皇权中的 “普世主义 ”直接相关 ，乾隆时代达到 。汉代 （前 2 0 6-2 2 0 ）之前 ，教和系统围绕一整套自然和系谱循环演进 ，这在艺术和哲学上都能充分显示出来 。后来，邹衍和董仲舒杂糅了与家的思想 ，将其发展为学说 。 （注 ：我并非强调 “东方循环 ”与 “线性 ”这一过于简单化的二元对立社会发展观。参见李约瑟 ： 《时间观念与中国人 》 （ “ Time and Eastern Man ” ） ，见 《大滴定：东的科学与社会 》 （ The Grand Titration：Science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 ） ， ， 1 9 6 9 。）随着佛教传入，佛家思想渐渐渗入中国文化当中 ，时间概念中的角色又发生了变化 。这种变化既不突然 ，在早期阶段也衔 ，即 “转轮 ” 。尽管清朝是从蒙古人那里继承的 “转轮 ”制度 ，但这种制度实源自印度的阿育王 （公元前 3世纪 ） ，尽管蒙古人已做出了重大改变。不过 ，皇权中的时间功能是一样的 。 “转轮 ”在通过转动时间之轮。后来帝国的 “转轮 ”中 ，和共同负责将佛祖的意志传达给，而本人则是 “ ” ，地位居于之上 。
清代的 “转轮 ”与密玛哈噶拉 （Mahākāla）祭祀有关 。塞缪尔（ Samuel Martin Grupper ）在其 1 9 8 0年印第安纳大学博士论文 《清初满族皇家 ：文本及盛京的密神庙 》中对密玛哈噶拉的教建筑 、铭文及祭祀仪式等有详尽的研究。在蒙古满洲体系中 ，清朝第一个皇太极 ，从唐太李世民 、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 （也代表着 ）那里继承了 “转轮 ”的地位 。 “转轮 ”意味着世界和世界的，时间 、灵魂 、都围绕他 。他手中转动的代表着帝国的武力扩张 、历史更迭以及时代终结 。这种形象与周朝的“ ”不同 ，公开强调武力表达 ，是 “战胜一切的胜利者 ” 。 （注 ：这种意识形态的形象化解释 ，参见戴维 ·法夸尔 ： 《清帝国中的 “ ”形象 》 （ “ TheEmperor as Bodhisattva in the Governanceof the Ching Empire ” ） ，载 《哈佛亚洲研究学报 》 ， 1 9 7 8 ， 3 8 （ 1 ） ， 5 ~ 3 4页。）这是帝国象征意义的独特延伸 ，郎世宁 （ Giuseppe Castiglione ）画的乾隆帝身穿图案盔甲像是中国传统中为数不多的的武士形象。 （注 ：此画现陈列于故宫博物院 ，名为 《乾隆戎装大阅图 》 ， 1 7 5 8年绘制完成 ，内容反映了乾隆检阅八旗士兵的情形。相关讨论 ，参见朱家溍 ： 《郎世宁的铁烙画 》 ，载 《东方 》 ， 1 9 8 8 （ 3 ） ， 8 0 ~ 8 3页 。）
本文提出的清代普世皇权中 “同 ” （ Concentricities）或 “共主性 ” （ Simultaneities ）的概念 ，有助于理解前近代皇权制度的复杂性 。它概括了近年中华帝国史的研究 ，的确要比以往关于帝国制度离心力的研究更加准确深入。另外 ，这一新的研究趋势也分解了清朝皇权适用于 “满洲 ”或者 “中国 ”的整体性 。在清朝者构建的天下秩序观里 ， “满洲 ”或者 “中国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清代皇权一部分源自东北的可汗制 。可汗制在清代得以完整保存 ，并发挥实际效用 。另一部分则显然来自中原的体制。清朝的历史学家将几种不同的方式糅入清代皇权之中 ，并将其本土化 。也就是说 ，各种不同类型的方式在不同的地域空间和价值体系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同时也勾勒出清代帝制在历时性方面的重叠性。那么共主皇权模式的运用 ，或许能帮助我们避免错误的二分法和矛盾对立看法 。基于这种认识 ，可能就没必要去解释同一种皇权中会出现有时是教的有时是的 ，有时是内在的有时又是外在的现象。本人有时是主义者 ，有时又是者 ；有时是法家 ，有时又是主义者等种种矛盾和不一致性 。作为普世主义者 ，1 8世纪的清朝者 ，特别是乾隆帝 ，能够意识到自己拥有不同的身份 ，同时又小心翼翼地去使用和表达它们 。这种叙述从历史角度说或许存在问题 ，但此中包含的多样性本身则毫无疑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