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到手机丢了今年31岁的郭永秉在去年年底成功评上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副教授，成为中文系目前最年轻的副教授。
按照传统的评价标准，评副教授至少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5篇论文，且至少要有一篇在权威期刊（学科内的顶尖刊物）上。
在学科权威期刊目录中，符合郭永秉的专业的期刊只有一本双月刊《中国语文》，这本极少古文字的研究论文，一年顶多有一两篇。国内研究古文字的核心学者不超过100人，教授、副教授级别的只有四五十人。如果按照这样的硬性标准，虽然郭永秉已经有一本专著、一本论文集，但要在传统的评价标准评上副教授，显然没有希望。
这时，郭永秉得知还有另一条可走，即提交1～3篇代表作，由学院学术评估通过，学校随机选择5位校外具有较高学术声望的学者，匿名对申请人进行学术评估，如果专家意见通过，候选人就可以参加高级职务竞聘。通过这一途径，郭永秉递交了自己的两本著作《帝系新研》与《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最终评上了副教授。
“代表作”学术评价制度在复旦大学始于2010年，先在历史学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试点，2011年推广到学校的所有文科院系。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张巍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在2010年从副教授升级为教授。按照传统的学术评价标准，评教授的要求是一本专著，两个省部级以上项目，10篇核心期刊论文，其中至少有两篇发表在权威期刊上。和郭永秉不同的是，他的担忧不在权威期刊论文的数量，而是发表核心期刊论文的总数。
张巍的专业古典学也是“长线专业”，要在通晓古希腊语、拉丁语和英、法、德等现代语言的基础上，阅读大量文献，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和积累，才有可能出，因此论文写作周期很长。他的一篇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论文《诗歌与哲学的古老纷争——柏拉图哲学的思想史研究》，是对柏拉图36篇对话录的希腊文原本和历朝历代注疏的深入研究，足足花了七八年的时间。张巍总共在权威期刊上发表了4篇论文，其中包括国际权威期刊Classic Journal（《古典学》），但论文总数却无论如何达不到10篇，使他一度感到“无望”。而通过“代表作”制度，他提交的3篇作品得到业内专家的认可，顺利晋升为教授。
2011年，复旦大学总结2010年的试点经验，制定了《复旦大学高级职务文科候选人申请启动“优秀人才代表作评审”的有关原则》，在高级职务聘任工作过程中，现有学校和院系制定的学术标准难于判别的、个别真正优秀的文科申请人，可以申请启动“文科优秀人才代表作评审”机制。
申请“代表作”学术评价的候选人需通过校外评价和校内终审两个环节。学校强调，“真正优秀”是启动“代表作”评审的唯一原则。而判断候选人是否“真正优秀”，核心标准是同行专家的学术评价。因此，对评审专家的选择也就成为重中之重。据复旦大学人事处处长周亚明介绍，人事处和学院一直在建立和健全各学科的专家库，现已涵盖1000多人，进入专家库的标准实际上就是学科的带头人，包括长江学者、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等。
在选择评审专家时，候选人可向学校提出最多3个需回避的人员名单。回避包括主动回避和被动回避，主动回避是申请人认为有的老师与自己学术观点不一，因而申请回避；被动回避则是学校选择外审专家时，通常会避开申请人毕业学校的老师。
变化可以从评审的通过率看出。以往的外审往往是送到其他学校，随机选教授进行评审，给出意见，通过率非常高，甚至能达到95%；而“代表作”制则有一半甚至三分之能通过，参加评审的专家给出反对意见时，也往往会更为慎重，写出清楚的理由和明确的意见。
“代表作”制度在复旦大学实行两年来，共有20多名教授申请人、近20名副教授申请人申请了“代表作”学术评价，最终，有约三分之一的申请人被学校正式聘任，其中绝大多数是青年教师。
周亚明认为，“代表作”制度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评估办法，“我认为‘代表作’制度不是创新，实际上是回归，通过这个方式，能够更加合理地评估教师的学术水平。国内的SCI文章很少的时候，大家都奔这一个方向走，在某一阶段对国内学术水平的提升是有很大作用的，但现在再用数字来评价，不是很科学，应当回归到对教师的正常评估。国际上也是这样的。”周亚明说。在美国，评教授的标准往往是一本专著加上3～4篇论文，衡量论文的标准也并非严格依据期刊目录，而是业内的几本较好的期刊。
据悉，2012年，复旦大学计划将“代表作”评审机制全面铺开到包括文理科的各院系，在全校范围内实现双轨并行，一方面保留原来的体制和硬性标准，另一方面推广“代表作”制度，组织专家进行专业学术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