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苏竣教授常用一句杜甫的名言来勉励我们：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确，对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文章几乎是唯一的产出。在读博初期，我总幻想自己能够写出可以称之为“千古事”的文章，或被期刊录用，或被吸纳借鉴。然而在幻想写出“千古事”的伴随着是不停的吐槽。吐槽的开始，往往就是在我们博士研究课题的选题阶段。
我的博士生阶段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用来完成一件工作——选题。当我在2011年秋季学期通过公管学院持续长达九个小时的资格考试之后，开始兴奋地投入到选题过程中。当时兴高采烈地认为选题是在寻找自己一辈子的饭碗，既是国际前沿，又是中国特色;既是当前热点，又有历史内涵;既要意旨宏大，又要情真意切。在选题之初，enoou往往一封文献推送邮件、一篇时政热点新闻都会掀起我的兴奋感，让我彻夜不眠。随之不断地给导师发邮件，不断告诉导师某某话题很热门，某某研究我很感兴趣。而导师的回复基本可以用四个字来描述：“你再想想”。起初我对导师总是看似含糊不清地回答感到困惑与不满，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导师所强调的是我对科学命题的提炼不足。最终，在我即将给自己得出“看来我真的不适合走学术道，硕转博是一场错误选择”这样的结论时，导师拿起我在硕士阶段与师兄一同写的一篇很普通的论文，让我顺着这篇文章再往下想。
顺着这个思，我找到了我研究的话题——能源的社会可接受度。这个选题计划，是我在2012年8月赴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访学之前完成的两份选题报告的其中一份。坦白地说，这个看上去似乎不意旨宏大的话题并不是当时最让我兴奋的备选方案。抱着试试的心态，我聚焦在风电领域，与与哈佛双方导师的合作下，完成了一篇关于中国对风电接受度的文章，并成功发表。尽管国际上对风电的接受度研究已经非常丰硕，然而据我了解这是第一篇关于中国——这个目前全球风电发展速度最快、风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的文章。当我自以为这篇文章的完成意味着我博士论文核心工作已经完成时，导师再一次出来泼冷水。在2013年12月，我与导师一起赴美国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的跨洋航班上，导师与我站在机舱过道上与我持续讨论了四个小时。在他看来，我之前的研究只是小试牛刀，仅仅提供了中国的结果这个贡献不足以支撑博士论文的研究意义，且诸如“什么因素决定接受度”这样的研究问题仍然是基于对现象的探索而非真正科学命题的探索。真正的科学命题的提出，是基于大量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发现已有理论难以解释的社会现象，并产生困惑。
与之前不同的是，导师这次的泼冷水并没有让自己消沉，而是推动我认真严谨地重新思考研究对象与研究设计。此时我才更加理解导师不断挑战我的选题的苦衷：他将学生基于兴趣、源于冲动的选题探索过程当作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选题意义与可行性的论证甚至比论证这个选题下的研究问题更有意义。
最终，我将研究对象从风能转向核能，探讨核能的接受度。与风能不同的是，关于中国核能接受度的研究文章已经非常丰富，特别是核能研究院的时振刚老师已经在十几年前围绕这一话题的完成了博士论文。如何在目前这样的局面下找到属于自己的突破口则比之前更为。而导师此时的帮助则让我发现了这个话题研究中尚未发掘的“富矿”。在导师的引荐下，我不断去政策实践者。这时我才知道，在中国的核电领域，一场旨在推动理解科学的沟通运动正在悄然发生。我所需要的，就是从之前的理论基础上，再次回到实践现象中，通过预调研还原沟通运动下的真实的内心世界。在之后的十个月的预调研中，我走访了三个中央部委下的7个处室、中核与中广核两大核电集团、6个核电项目方及其所在地方的相关部门，做了4场焦点小组讨论，对象达到64人，并阅读了大量的政策文本、宣传材料、报道、工作日志等质性资料。在文献综述与预调研之后，我的研究问题才最终确定——为什么福岛核事故之后依然会出现因为“利他而接受核电”，而非基于“自利”？邻避理论能否完全解释对核电的内心认知?如果存在外在制度干预，那么对核电的接受度能否因外在制度而改变？
论证好一个选题，几乎是完成了博士论文工作量的一半，这也为我在随后的正式调研、数据分析与论文写作铺平了道。选题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激励与已有理论对话、提出科学命题、规范学术方法的过程;选题的故事，是一个不断磨砺、挑战、感受关爱的故事。最后，衷心感谢我的导师苏竣教授、各位老师、学友以及公共管理的实践者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