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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 王家范先生:“历史是奔流不息的”

※发布时间:2020-7-23 0:30:00   ※发布作者:habao   ※出自何处: 

  著名历史学家王家范先生于2020年7月7日凌晨5点在上海逝世,享年82岁。王先生1938年生于江苏昆山,后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主攻中国社会经济史,尤其侧重明清时段与江南地区,于史学认识论与方也多有探索。代表作有《中国历史通论》《史家与史学》《明清江南史丛稿》等。

  今天,“三联学术通讯”特刊发先生的一篇以示悼念。先生常自嘲自己不过是个“教书匠”,并曾言:“入行半个多世纪,我的深切感受是:在历史的大海上,欲从海面穿透到海底,历史的真义,没有沉潜下去的毅力和耐心,没有旺盛的求知欲和永远的好奇心,很可能就像好事的游客,留下的只是‘某某到此一游’。”我们或可在这篇中体会先生的淡然通透和一生对历史真义的追寻。

  * 文章选自王家范:《明清江南史丛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原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存稿》,此次刊布题目系编者所加。

  我读了上一册《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很喜欢陈绛老师的写作风格。所有人都处于历史之中,人人都有一部自己的历史。我在这里写下的虽然是个人的与琐事,但读者或许还能从中看到一些包含在大历史之中的淡淡侧影,体味一下平民子弟如何亲历历史,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与大家名门不完全相同的历史感受。

  1938年农历闰七月,我出生于江苏昆山的一个水乡小镇,原名陈墓,今易名锦溪。小镇在昆山县境西南角,贴近青浦朱家角镇、吴江同里镇,进苏州“府城”、昆山县城途反而远,过去全靠人货两载的传统木航船,需要在船上过夜。后来有了烧柴油、蒸汽发动的小火轮,也得要四个多小时。小镇四面环水,湖河港汊纵横相通,水道密如蛛网,碧波粼粼,草木蓊郁,绿荫深处有人家。安全是小镇的最大特点和好处。

  这里位于江浙水道要害,从北宋起就有巡检司设立于镇西头,类似于今天的水上,主要职责是检查过往船只货物、征收商税、缉防盗匪,逐渐有人到此开设商铺、饭店与客栈,人口集聚,形成市面(正式称“镇”,有说早自南宋的,我以为恐怕要到明代前期,康熙乾隆年间编有《陈墓镇志》,始出现较详细的历史记载)。明亡,清兵南下,昆山城因抗清罹难非浅,苏州、昆山、太仓不少士人都从水避难到镇上,吴梅村有诗与序记述此事。太平军占领苏州,镇上有一自立,借机,但未见有太平军到达镇上的记载,倒是有一些往来水上的湖匪,经常冒充太平军打劫村庄。1937年9月昆山沦陷,日本占领军驻扎在县城,后来每逢其下乡“”,汽艇的“扑扑”声从北郊湖面传来,全镇人都得到安全处所,不能上街。我家大舅担心孩子情况,刚跑到街上就让鬼子抓去,被地枪杀于五保湖上,遗下二子一女,舅母只得改嫁他人。

  大概从抗战胜利之后,镇上开始派驻有一连士兵,还是以防盗匪为主,与职能无异。末代正、副连长是山东人,弟兄俩,老大粗犷,屈居副职;老二任正职,粗通文字,比较精明。他们很快适应了小镇的生活节奏与民风习俗,待人也还,身上较少兵痞。家庭经济最困难时,母亲在连长老二家当阿姨,烧饭打扫洗衣,还很好地发挥了手工缝衣的女红本事,得到主人的赏识。我们兄妹几个都吃在连长家里,每至夜深人静方归北栅老宅。女主人不育,无子女,很喜欢小孩。我因为在小学功课好,特别受到她的爱宠,有好吃的东西,她总不忘记给我。1949年7月,风声日紧,他们逃逸得无影无迹,从此不知去向。这段经历,我曾经在1959年个人主义、“向党交心”时主动做过深刻检讨(组织上不可能知道),认为这份记忆是错误的、严重的“敌我不分”。

  与一些知名江南市镇相比,这个小镇并不很起眼,人口不过五六千。受苏州文化熏陶,重视教育的程度却不比其他地方差。1905年即有公立两等小学堂,后变为公立小学,上下塘各有一所。抗战胜利后,1946年由地方士绅创办槃亭私立初级中学,直至1956年才转为公立。中学校区由古莲禅寺“灵官殿”旧址而成。全校教员十来人,都为地弟在外就读后回乡任教,兼管祖上租业,也有家属经营工商的。他们毕竟在外受过教育,身上兼有江南士绅与新派知识的双重气派,优雅大度;又因家境优裕,不愁衣食,故不太计较酬劳,以教书育人为乐,受到全镇人的。土改时,他们都得以以“地主”身份获得豁免优待,未曾挨过,祖上田业被,其他财产则保全无恙。

  1951年暑期小学毕业,我当时听了新从昆山城里来此任教的梦见钱包被偷王仁璋老师,以为学业优秀的人应该投考江苏省立昆山中学,便自作主张,第一次乘小火轮进县城赶考。虽然是考中了,可家境窘迫,负担不起学费与伙食费,只得在槃亭中学招生考期已过的情况下,由母亲求情于校长邹毅。邹校长不仅开了个别补考的特例,且一口学费全免。这就是乡情的优越性。全镇人经济或贫或富的境况,大家了然于胸,不用办繁复的审批手续,校长金口一开,事情就成了。

  至今记忆依然非常清晰的是,几天后,我由母亲带领走进中学校门,眼前即是可容四个学生手臂环抱的古银杏树,高大雄伟,树叶茂密(可惜“全民大炼钢铁”时被砍掉用作燃料)。正对面是由“大雄宝殿”的大礼堂,粗大的数根圆形立柱未动,在宝座处搭出一个台,兼作师生文艺演出舞台。绕过礼堂,经东边的碎石、假山、花架长廊,曲折往西,跨过拱形的月洞门,便是一个不大的天井。天井的南边是教室(原是一个较大的佛殿),对面是教师办公室,西边就是摆着一架风琴的主任办公室,都像是由中小佛堂的。因为假期还没有结束,静悄悄的,特让人觉得神秘和紧张。离开故乡五十余年,我时常咀嚼品味,实在钦佩老师们的江南文人情趣,把得如此出神入化。校园处处有花草树木,靠近围墙的东侧有两间完全新造的教室,空地上垒起土山,沿坡拾级而上,有竹制小亭点缀,与全镇的最高点“文昌阁”南北呼应(阁高15.6米,在东侧,四面三层,呈浮屠状,飞檐翘角,各系有小铜铃)。风吹铃响,余音袅袅,全镇都听得到。犹记得暑假“护校”,我们几个学友晚上就通过边门进入文昌阁,爬到最高的第三层,睡在楼板上。东南风拂过湖面,送来阵阵凉意。只有在那个时刻,没老师管束,任我们放浪形骸,感觉爽极了。

  我在主任室做完语、数两张试卷,朱征五老师拿去瞄过一遍,面露微笑,我知道大概“中”了,高兴地谢别回家。朱老师脸型瘦削,表情比较严肃(学生们都有点怕他),做事干练爽快,三个年级的课程表全由他统筹排妥,把全校的教务管理得有条不紊。各种试卷全是由徐鲁老师(正职是会计)在钢板上刻写,工整小楷,字很漂亮。徐老师耳背口吃,故讷讷少言,平时也坐在主任室里。朱老师还兼教全校音乐课,弹得一手好风琴,乐感极好,嗓音似乎不算上乘,有些沙哑。入校不久的一天,刚放学,我走过礼堂,被一个场面震撼了:学长们正在礼堂里排演《黄河大合唱》,由朱老师指挥,男女声数部合唱,兼有朗诵。我走进去,地听完全曲,只觉得气势雄浑,热血沸腾。在一个乡镇的小学校里,竟能排演整部《黄河大合唱》,在镇上公开演出,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这样的文化氛围今天看来好似。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我也看过一些职业乐团的演出,却再没有那种特别的激动,那样地感人肺腑,以至终生难忘。

  这里交代一下何以用“槃亭”作为中学的校名。当年读书时,老师们已经忌讳谈当地人的历史,并没有向我们做过专门解释。很久以后,我才从有关材料得知,这与陈墓镇完全够得上全国名人资格的重要人物——朱文鑫有关。先生字贡三,别号槃亭(由先生设计的上海南洋大学“槃亭”得名。该亭仿照诸葛孔明阵图和国外古代迷宫等建筑,迂回曲折,引人入胜)。先生于1905—1910年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习天文学,归国后成为天文学界的知名人士,至今已被为“中国现代意义文学史研究的开拓者”。镇上士绅以朱、陈两姓和人气最高,所出人才特多。办学的发起人实是陈子静、朱征五等在乡士绅,而校董推选出的校长则是在上海南洋中学任教的陈子彞(1956年起改任上海师院图书馆副馆长、馆长)。后者早就在苏州、上海等地因从事教育与图书馆事业而卓然有声,擅长图书分类考订,书画篆刻名重东南,故推其兼任校长。校董们共同想起了1939年过世的朱文鑫先生,认为他足堪为陈墓士绅之楷范、杰出人才之代表,遂用其别号命名中学,以激励后进。现今镇上设有“杰出人物馆”,收录出生于镇上的副高以上人物三百余名(初称“名人馆”,后觉欠妥,今改名“杰出人物”也有所夸张,但在镇上人看来,从这里走出了那么多有出息的人,总是令后辈骄傲与羡慕的事)。馆长陆宜泰颇具匠心,借用张元济墨宝“数百年旧家无非,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作为门联,倒是恰切地映衬出一个小镇的淳厚民风。因士绅重视地方教育事业,小学中学办兴较早,以至收获科学、人文各方面人才辈出的丰硕。“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洵非虚言。

  花谢花开花满天,从来都是一种缘。时隔三年,初中毕业,1954年暑期我再次考取江苏省立昆山中学,圆了到县城“最高学府”读书的梦。县城原来只有一所县立初中,创办于1924年,资格很老,在小西门。从现在读到的资料看,当年有地下支部活跃在这里,出了不少级别较高的官员。我读师大时的心理学老师邵瑞珍也是从这里走出,之后赴美国留学,似乎较少色彩。她的课上得生动活泼,没有学究气,我对心理学的兴趣完全靠她的启蒙。到1946年,小镇槃亭初中创办时,城里的“省中”刚刚诞生。抗战胜利后,江苏省国民为安置战争期间沪宁沿线及的失学青年复学,特在昆山创置该校。大概因为是属于省立中学,直到我进校,仍有常州、无锡、太仓乃至上海的少数学生来此就读。省立昆山中学一经创立,名声远扬,很快就成为昆山目中的“最高学府”,竞以考入为荣。我初次投考时,省中还在市中心附近的西街(据说最初是利用日本占领军指挥部二层旧楼整修为教室,将营房成礼堂)。由于学生人数逐年递增,越来越拥挤局促,周围又缺乏扩展空间,于是1953年在马麓先建成高中新校区(初中部要在好几年后才陆续迁入,到1959年归并一处)。现今校址未变,校名也仍以“江苏省”打头。从网上看得,布局焕然一新,建筑有现代气派,豪华大气不让沪上名牌中学,周围是喧哗闹猛的商场、娱乐城。昔日带有泥土味的郊野风光,在时代转型中已消失得没了踪影。

  新迁校区位于西塘街26号,原为“三贤祠”旧地,占地近三百亩,坐北朝南。校门外马对面是塘河,自西向东流过,往东不远便是横跨塘河、通向马必经的“半山桥”。桥堍有一老妇人经营的“奥灶馆”(土音近似“”,形容店堂不整洁),面条的味道确实好极了。校区北面是学校农场,以灌木芦苇环绕四周为篱,场工小舍居于中央,极似农庄景象。一条小溪成为北边的天然界河,过溪往前便是马下一片荒芜的空地(亭林公园当时已遭废弃),抬头可以望见山顶上孤单的凌霄塔。南面为学校正门,进门便是标志性建筑——长方形的“四角亭”,当时做了校务办公室。我现在以为这是“三贤祠”旧物,因为不像正厅,或许原来周围有小湖或池塘,属于水榭或水阁一类。六开间门面,亭檐飞翘,落地长窗,很有古朴的风味。亭后有两棵塔松,是从别处移植过来的,我看着它们慢慢地枝叶繁茂。跨过空地便是教学楼,两幢红楼东西对称,上下两层各有五个教室,大小、采光均按当时的“国家标准”建造,宽敞明亮,属全昆山最高档次的教学大楼。进校时,高三在东楼二层(楼下一层为教师办公室与理化实验室),我们高一在西楼二层,分五个班级,直到毕业未曾移动过。我被分在丁班,位于西侧楼梯旁,最西头为戊班。这两个班级以乡镇来的“下里巴人”居多,而前三个班,特别是甲、乙两班,多为城里子弟,语文、数学、外语这些主课有挑选最佳老师的优先权。这幢我曾在里面读完三年书的红楼,彻底于“”学校两派武斗时的一场大火。如今,当年的景象常在梦中出现,我手扶着阳台长廊,与学友谈笑风生。少年不识愁滋味,哪里会想到以后会在这里发生许多令人唏嘘的故事?

  我必须特别说一说高一班主任朱其超老师。老师有时穿旧式长袍,备课笔记常用土布包裹,教的是语文。别以为他是一个“冬烘先生”,当年他曾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参加“九一八”赴京、“八一三”上前线支援的“学生志愿军”,冲锋在前,义无反顾;回乡后写了不少抗日文章,是参与创办“省中”的元老之一,以仗义敢言声闻昆山城,还暗中帮过一些地下的忙。这些事,我都是毕业以后才慢慢听说。当时大家对他的威严三分,也听说他常因直言得罪领导,没有受到重用。我隐约感觉先生脾气倔强,“过甚”,容易生气,所以吃亏不小。人的性格常常有反差甚大的两面性。他对功课好或喜欢的学生爱护有加,对我甚至有点溺爱宽纵,或许是我考试成绩全优的缘故。老师的儿子也在班上,叫朱伟立,家教极严,胆小拘谨。人软就被欺,我很同情,偶或为之打抱不平。当时我虽然享有每月六元的助学金,但交伙食费尚短少三元,靠在昆山邮局工作的六伯父接济。接济的三元经常不能按时拿到,总务处月中便发下“停伙”通知,不让堂吃饭。每次遇到“断粮”之困,我总是跑到东楼找班主任求助。朱老师二话不说,由他,让总务处通融,我照常吃饭,读书不要分心。我的作文功底并不好,但论说文往往出彩,课堂上被老师几次拿来朗读;可每遇抒情文,写景不识花木虫草,写情生不出“月落乌啼”的遐想,多半以平庸之作交卷。有一天,下课后,在教室长廊里,朱老师严厉又失望地大声我:“你的作文进步太慢,是怎么搞的?!”这成了我始终抹不去的记忆。朱老师不知道,从此我慢慢领人有所长必有所短,不能勉强。人生的选择,不必跟别人攀比,应走自己的,自强不息。

  包括我在内的四个班干部轻狂贪玩、散漫,晚逃出学校看电影、吃夜宵(钱都是由昆山素称富有的总工程师之子、文娱委员包揽);课后不参加集体舞活动,擅自跑去马顶撒野;期末备考,“小团体”躲进两层楼“俞宅”(昆山少见的别墅洋房,文娱委员之家,就在半山桥南面不远),自行复习,脱离群众。凡此种种,令团支部十分不满。朱老师知道他们向学校领导打了报告,提醒我们注意人家有意见,却未加严厉。来得很快。暑假结束,一开学,校方果断撤换班主任,宣布原班委会解散,责令四人写出检讨,并新组“内阁”,当时在校内算是一起不小的事件。

  挫折对一个人的成长并非坏事。从此,我起贪玩任性的村野习性,埋头刻苦读书,孤高独处,想在学业上胜过旁人。当时文理各科并不偏废,平均使力,但课业负担没有现在那么重。数理各科非我所长,但死命用功,试卷答题都经细细复查,总是最后一个交卷,成绩尚可以在班上列居前沿。现在总结,觉得数学特别是几何的论证方法,对我形式逻辑思维的培养起过“奠基”的作用。但心理隐伏着,有时会突然迸发。新任班主任是学的。一次阶段考试,本应满分,有一计算题未按他的思做,判错,扣了六分。下课,我拿着试卷,走到边上找他算账,据理辩驳这题也可以这样做,声称不必改分,但必须承认是批错了。争吵直到下节课铃响尚未结束,制图老师嵇梦蝶走进教室,见此情景,勃然大怒。教训的方法,便是给我高中阶段挂了唯一的红灯,因为制图本是我的短项。但到补考时,老师并没有为难我,也绝口不提旧事。年轻,犯傻是常有的事,被无言教训一顿也好,我对她反有好感(不久她与俄语钟迪明老师结为伉俪。钟老师性格温和绵柔,我想一定会很体贴她)。

  我从初中起即有读报的习惯,国内重要新闻绝无遗漏,连胡风案的重要“按语”都读过,觉得情况严重。对小说,我的选择性强,对卿卿我我之类无甚兴趣。只有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深深打动过我年轻的心,一时竟完全沉浸在男主人公的命运里,似乎自己也变成了亚瑟,对他父亲的行为深恶痛绝,无法。在我身上从来占上风,故未能如朱其超老师所愿,“中文”始终成不了我爱好的首选。而对“历史”的偏重慢慢增加,最终了我一生的职业。

  “缘”都是在中无形起作用的。我们班的历史课老师是从苏州特聘来的刘恩同。圆形脸,矮矮胖胖,给人可亲的印象。他每周两次乘火车从苏州赶来昆山上课。有一次,西哈努克亲王“出巡”上海,致使火车误点。他由黄包车从火车站急拉到学校时,上课铃早已响过。刘老师踏进教室,便连连说“是亲王,亲王……”,全教室哄堂大笑。他的教法不循常规,总是先让打开课本,红线、蓝线地让学生在有关文字下划线,说这是重点,那是难点,都在考试范围内,自己去背熟,费时大约不到二十分钟。接下来的二十五分钟,便天马行空地讲相关的历史故事,像是苏州评话,离书不离题,学生听得忘神。一次国大,攻占巴士底狱,兴致来了,竟唱起《马赛曲》。老师嗓音浑厚,似是男中音,加上一个肥大的肚皮,发声的共鸣效果特佳,真所谓“绕梁三匝”,估计别的教室也听得到。但这也是唯一的一次,或许是受到了校方的。可惜啊,没有听到他唱《满江红》,总觉得是莫大的遗憾。他时常大家创造独特的历史年代记忆法,例如英国是“一乐就死了”(1640年),法国大是1→789(1789年),等等。我曾暗中许过愿,如果做中学历史老师能达到刘恩同那样的水平,此生不虚,余愿足矣(小镇上的人,往往少雄心壮志,比较务实)。

  有人给我看过面相,说是额头地人三线,人线显明,天地之缘隐而不出,唯有人缘尚能。想来真是,一生未得半分祖荫,时运也不佳,却从不缺乏友朋的援手相助,渡过一次又一次。有位同乡,在初中比我高两级,相交即成知己。高中三年里,他从山东大学按期寄来《文史哲》,为我打开了通向文史胜地的大门。20世纪50年代,是山大文史专业的黄金鼎盛时代,有“六大名教授”誉满学界,他们都是我的偶像。古史分期问题争论,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有所接触,吴大琨、杨向奎等人的文章,生吞活剥地读个遍。山大是我景仰的雄伟高山,但到高考时,现实处境支配了我的抉择,决定报考华东师大历史系——因为不用交学费,而且吃饭不要钱,毕业后可以当中学老师。后者对我是顶顶要紧的,因为如实现理想便再无“断粮”之忧。至今我还惊异自己的成熟超过了同龄人,不求最好,但求最适合于我。补充一句:待到1957年暑期,我自作主张,决意参加高考,但赴苏州赶考的费用分文无有着落。又是同乡忘年交,在南京电厂当厂长室秘书的陆正一主动解囊相助。1961年10月拿到第一笔工资,我最先想到的是还掉四年前这笔使我能有今日的义款——尽管他不差钱。

  到高三,班主任换了教课的凌业进,人称“凌”,北方人。或许由于课原是我的强项(背功一流),外加甲班的同学借给我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身上新沾了点哲学气味,我成了老师心目中的“得意门生”,受他器重。后来才省悟,是给了我幸运——凌老师主管我的高中“毕业鉴定”,完全抹去了高一那段“历史问题”,还溢美有加。如果换上高二班主任,1957年我就很难被师大录取。临考前,有件事很出乎我的意料。当时同学喊我,说凌老师叫你过去。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老师的宿舍区,位于东楼教室南端。宿舍附近有个荷花塘,绿荫垂柳,后有人美称为“未名湖”。原来凌老师招我来,是要我争取一次提前考试的机会。我问:“考什么学校?”老师说:“上海戏剧学院编剧系。”当时听了我几乎有被砸昏头的感觉,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只得喃喃地说:“老师,我想毕其功于一役,破釜沉舟,一次定终身。”老师没有勉强,于是我千谢万谢地道别出来,丝毫不敢告诉同学。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心地善良、为人耿直、略有点不谙世情的凌老师,在我刚刚离开学校后的全县中小学教师鸣放会上,不知发表了些什么言论,竟成了全县教育界的第一名。据说狠遭时,他不服气,连连反驳,的结果,是升级为“极右”。得知这一消息,“省中”成了我永远的伤心之地,从此再也没有踏进母校一步。呜呼,我不想再触景伤情,回到那个年代的阴影里,还是远离为好。

  “十万零七千”(当年全国高校招生总数),这个数字像是用烙铁印在心上,我一辈子不会忘掉。1957年极有限的全国招生数里,还被工农速中、俄语专业转学的占去一部分,应届高考之可想而知。幸好我们丁班,西楼之西倒数第二教室,一向被校方贬为散漫之最的班级,那年却显出“英雄本色”,录取率高达三分之一以上,也算对得起“省中”的名声。

  《文史哲》引发了我最早的向往,学历史是自主做出的选择。1957年秋季,经过几个月昏天黑地的备考,我如愿以偿地踏进了华东师大文史楼。从正式入门受业那年算起,我在丽娃河畔已经度过了五十五个春秋,时间不算太短。入行半个多世纪,我的深切感受是:在历史的大海上,欲从海面穿透到海底,历史的真义,没有沉潜下去的毅力和耐心,没有旺盛的求知欲和永远的好奇心,很可能就像好事的游客,留下的只是“某某到此一游”。

  华东师大历史系当时在全国处一流的地位,而中国古代史教授阵营在师大历史系又属最强。但必须坦白地说,开始教我们中国古代史的那位老教授并不出色。他是副系主任,兼管全系总务后勤,领导全系卫生大扫除很出色(那时的卫生大扫除,师大在上海高校中高居榜首),讲课却枯燥乏味,不能勾起我们的兴趣。我在图书馆里读古记小说排遣无聊,“三言两拍”之类翻了个遍,还偷读了薄伽丘的《十日谈》,看的闲书实在不少。

  其实我们的命运本可以好得多。进校才一个月,吕思勉先生就去世了,“大雁已经飞过,天空不留痕迹”。还有一些先生册上有名,却从未在师大上课。例如苏州人王佩铮,东南名士,诗文、图书目录、书画名物考证俱长,我见过他1958年出版的《〈盐铁论〉札记》,书序自己是华东师大的教师,却又说此书写于姑苏“陋室”。再如施畸先生,一辈子只研究一本书——《庄子》。我毕业后作为古代史助教,与研究生一起听过他讲《庄子》,云里雾里,他的女婿朱维铮也在座做笔记。施先生耗毕生心血写成的《庄子训诂》,不知如今物归何处?李平心先生,在学生心目中是最有学问的,有关他的好些掌故传得很神,但他从不给学生上课。“十论生产力”辩论得最火热的阶段,在文史楼西面的学生食堂(现今已拆除),先生突然来校做了一次学术报告。讲话中,时不时会轻抚头顶,似乎头疼得厉害。事后听学长说,他很早曾经用斧头过一次,落下后遗症。我始终不信,以为是以讹传讹,觉得太夸张了。那次先生非常激动,还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说薛暮桥支持他。报告的内容我根本不可能完全听得懂,只是觉得生产力自身也有发展动力,观点十分新颖。是啊,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若生产力没有内因,像一块无生命的僵硬石头,生产关系怎么能“决定”出个名堂来呢?以后先生再也没有来师大上过课或做过报告,直到1966年6月离世。

  魏晋风度、才气横溢的苏渊雷,是我们一年级“中国古代历史要籍选读”课的老师,只上了两堂课。先生踏进大教室,坐在前排的同学(我坐第一排)立即闻到一股酒香。只见他脸庞微红,大概来前刚品过半盏屠苏。教学计划书上是《史记·项羽本纪》,先生一眼新来诸生,迅即转身板书,无有底稿,写满一黑板。先生的书法,即使是寥寥几个字,现已千金万金难买。可以想象满黑板的粉笔字,是何等漂亮。这次板书特别洒脱和狂放,风格更异于以往。默写的是清代诗人王昙“祭西楚霸王”的七律长诗(原诗题名较长,共三首,略),由“江东余子老王郎,来抱琵琶哭大王。如我文章遭鬼击,嗟渠身手竟天亡”开头,记得中间有“秦人天下楚人弓,枉把头颅赠马童。天意何曾袒刘季,大王失计恋江东”。写完,他又醉意犹存地从头到尾朗读一遍,是旧时的那种朗读法,身子微微摆动,有长拖音,全教室鸦雀无声。没多久,先生被补课当上“”,从此再也听不到他精彩的讲课。

  郭圣铭老师教世界中世纪史,预先发下自撰讲义,没有丝毫洋味,反觉得有中国优美的散文风采。讲义字斟句酌,语词洗练,融有《史》《汉》笔法,看得出用尽心血。先生爱惜自己的文字到了一字难易的程度,课堂上一直是在朗读自己的讲义,极少有穿插解释。这样子,倒使我们一字一句地读完了他的文字杰作。说中国至今还没有第二本这样语言本土化、古典化的《世界中世纪史》,绝不为过。犹记得第一堂课,先生例外脱稿,先说开场白:“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时间长河。”大家都被镇住了。五十年后再相会,同学们都说,教材上的许多内容可能淡忘了,这句话却不会忘。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历史定义,多少年过去,接触了不知多少种“历史定义”,我依然相信先生的最具中国韵味,如诗如画,给人无穷遐想。比起一些主观独断的中外,不说高深,内涵也不知要生动丰富多少倍。到80年代,英国人卡尔说“历史是今天与昨天之间从不间断的答问,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也同样过我。他们的睿思,都有点像孔夫子立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在郭先生上课之前,陈祖源老师曾经给我们上过一段世界古代史,时间不长。他的苏州口音道地,十分软糯,每每以“所以因此这样样说”来表示历史上的关系。陈老师为人,有调皮的同学模仿“所以因此这样样说”,他听了也不生气。我们从学长那里得知陈老师曾留国(1929—1832年,巴黎大学及其附属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写过好几本书,再见到他倍增,尽管他讲课并不算精彩。后来我从一段材料上又得悉,陈老师原来曾是我母校昆山省中的第一任老校长(1946—1948年),因不满要他在校内有地下党嫌疑的学生,,愤然挂印离去。此事现在已载入昆山省中的校史里,成为永久的纪念。在这里顺便补记有关陈老师的一些轶事:我当助教后,很少听到陈老师在全系教师大会上发言。有一次,好像是向学校领导提意见,他脱口而出,称“学校”,待大家笑开,他的发言也戛然而止,不再讲下去。1966年8月4日,以“学术权威”为名,华东师大近百名老教师被押到“共青操场”台上集体,接受“”;“”之后,还被押着“”,个别甚至被戴上高帽、胸挂黑牌,时称“八四红色风暴”。陈老师一向为人低调,不显眼,又很久没有给学生上过课,因此历史系漏把他列入名单。想不到陈老师竟从人群里跑出来,主动台上,跟着跪在最后面。可能是觉得老同事一齐遭了殃,他怎么能“特殊”?我们一些青年教师见此情景,大吃一惊,急忙把陈老师拉到,让他赶快回家去。陈老师也因此幸运地免遭继后随队“”的羞辱。

  第二学期,配合,全国教育界、学术界刮起“拔白旗、插红旗”风,鼓励年轻人要敢于权威,没有做不到,只怕想不到。我在二班,小组会上,有些同学突发奇想,说是三年赶上郭沫若,一年超过陈寅恪。我已经记不起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插了几句,话不多,但确有冷嘲兼带挖苦的味道,结果挨了一顿“和风细雨”的小范围,目的是帮助我“进步”。其实那时我们都没有读过陈寅恪的书,表决心的都认郭是进步的史学家,而陈是落后的资产阶级专家,所以超过他更容易。我是受《文史哲》的影响,有大教授提起陈肃然起敬,说他的考证功夫非常了得,一年级的大学生用一年的时间就可以超过,怎么可能?幸好有这次教训,从此夹紧尾巴,老实读书,求四年里一平安。沾了有“白专”倾向的光,写老师的文章不会找上门。那时年级里共有两篇批自己老师的文章发表在《历史教学问题》上,不管怎么说,今日看来,多少有点像“历史污点”。捎带说个有点搞笑的故事:班上最激进的要数部队连级文书出身的支部,我的时候话说得最重,认定我就是不求上进步。事过境迁,物是人非。大约到了80年代中期,他在一个地方教育学院教书,评职称需要借重本系的发表文章,并希望我帮助润色文字。有一次,他在办公室见到系教师支部,非常严肃地劈头就:“你们怎么搞的,不把他发展,人家早已经是大专家了!”被问晕了,只好说:“他还没有打过申请报告。”这位仁兄还是不依不饶:“这是你们的工作没做到家!”脸色开始有点难看了。不好,别莫名其妙地成了“冤大头”,我急忙插进去圆场:“不是的,是我自觉离标准差距有点大,程比较长,但已经有信心慢慢地加速进步!”

  2005年夏天,凤凰台《世纪大讲堂》在上海现场,有好多场,主持人都是曾子墨。待到我的一场开拍,她匆匆翻过我的“简历”,站到台前,事先不打招呼,马上即兴提问,且问得又有些没头没脑,弄得我好尴尬。其中一个问题是:“你当初选择教中国古代史,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显然,她还年轻,对那个年代的历史场景不了解。我回答得很直率:“我读大学时是计划经济的年代,留校是领导定的,进中国古代史教研组也是领导安排的。如果要问我个人意向,我在大学里最喜欢的是中国近代史,领导却把我放到了中国古代史,一进去,就出不来了。”话音刚落,下面的同学笑成一片。我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说大学四年里我最喜欢的是中国近代史,一点不假。但追索形成的原因,后来才逐渐想清楚,实是由几种因素巧合而成。

  不像有些世家子弟在家里读过《史》《汉》《通鉴》一类的原始史料,我是从读《文史哲》的“论文”引发兴趣的,对由历史引出的“问题”和“意见”比较,有一种探讨如何解释和分析历史的好奇心。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最热火的时候,华东师大历史系是范文澜“西周封建说”的一个重要营垒。我当助教时的指导老师束世澂为论战中的健将,非常活跃,发表了好多文章,主张西周是“领主制社会”。奇怪得很,这些论战的气氛以及参与论战的老师都没有进入课堂。我们完全被置于事外,课堂上老师平淡无奇地尽讲些琐琐碎碎的史实,好像什么争论也没有发生过(所以到我当教师时,给学生讲中国通史,往往先搜集观点上有分歧的一些材料供学生参考,现今有个好听的名词,叫作“学术史导引”)。当时可能是火烛小心,老师们不太肯讲观点。例如讲西汉初年黄老“无为而无不为”,我们不明所以,问“无为”怎么可能收到“无不为”的效果?直到课程结束,始终没有收到正面答复。这门课程除了死背笔记、应付考试之外,我对它几乎毫无兴趣。两年之后,“拉郞配”进了教研组,“先结婚后恋爱”,方从一而终。由此,我知道旧式的婚姻也可以成就夫妻恩爱,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

  第二学年,除了常常下厂劳动,大炼钢铁,开挖长风公园“银锄湖”,垒起“铁臂山”,还由一位年轻老师主持,在我们年级试点“教学”。先让任课老师讲要点(实际是充当靶子),然后鼓励学生贴出“”,同学间也可以相互争论,称之为发扬“物打败威”的。教室里拉起许多绳子,挂得琳琅满目。真是天晓得,没有开出必要的参考书,学生除了教本还能知道多少?全凭“思想”支配历史,将旧式的观点过来就成正确。唯一可称为战果的,是由一些同学写出了徐德嶙老师隋唐史史观的文章,系领导已经答应发表在《历史教学问题》上。半杀出程咬金,高年级也写出一篇,技高一筹,我们年级的被撤换下来,“教学”无果而终。

  1959年秋季后,国内的运动喧腾热闹一阵子之后,渐趋平缓,教学秩序也开始恢复正常。大三开始上两门近代史课程,中国近代史由夏东元老师主讲,教学,用课堂讨论替代“教学”。课堂讨论竟使我脱颖而出,开始被年级同学与老师所注目。我的学习热情也被调动了起来。

  夏东元老师最初在政教系教经济学,后来调到历史系改教中国近代史。这一经历使他的课程具有鲜明的个性,注重经济史与经济分析,特别对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以及“洋务运动”的作用,有不少自己独到的见解,后来他果然成了中国最著名的洋务运动史研究专家。他的观点有时很冒,例如说到资本原始积累,他认为在中国是一极积累贫困,一极却没有积累资本。这一句“名言”给他带来不少麻烦,后来挨过,但他仍很。这些都使我得五体投地。还有一个原因,我当时已对经济学有了兴趣。这应归功于陈彪如老师的启蒙。现在说出来,人们大概难以置信:外系的公共课“经济学”,居然是由中国最著名的国际金融经济学家来执教。也幸亏有这样的机会,一生总算当过他半年的不正规“学生”,成绩也还可以,总之要比陈琦伟早得多!(说笑话)令我们同学惊诧的是,陈老师从不带讲稿,从口袋里摸出几张小卡片就开讲,思清晰、语词精确简练得几乎不用任何润色,就像已经出版的著作一样。他讲的是“资本主义”部分,后来再读王亚南、胡如雷的书,才明白陈老师完全是根据《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在论证逻辑逐次展开,层层剖析,环环相扣,像是一本《资本论》入门的书。我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二十多年之后,才开始去读萨缪尔森《经济学》之类的“”书籍。

  夏老师的上课,像前面说的冒尖的情况极少。他其实已经比较谨慎,在历史评价上,有时耐不住要抛出自己的得意看法,最后却都会加上词。比如:“洋务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对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客观上是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的。”我们做学生的慢慢也学会了用老师的格式说话,但说着说着就会笑出声来,毕竟少经历,不懂其中的苦涩。夏老师不仅自己贵有之见,也非常鼓励学生敢于发表见解,展开,每个单元都安排有课堂讨论。久旱逢春霖,如鱼得水,我遂心地投入,每次都积极发言。强劲的对手往往是我高中乙班的校友王义耀(城里人),故年级里有“昆山二王”之称。有时也会像后的“大学生辩论赛”那样,他是正方,我就故意充当反方。记得讨论太平后期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不用说夏老师是正面肯定的,很欣赏洪仁玕。义耀仁兄赞同老师的观点,把自己的想法梳理得井井有条,准备表现一番。为了做好他的,我到图书馆专门找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把《资政新篇》细细读一遍,做了笔记,也看了罗尔纲等人的书。这套丛刊由中国历史学会主持编纂,搜集十大重要事件的原始资料,汇编成十种。前八种出版于1951—1958年,所以当时还是蛮新鲜的。据搞近代史的人说,《丛刊》十种出了一批专家,他们成为60年代开始不断崛起的中国近代史各相关领域的权威。为了唱对台戏,我摆出的观点很别致,说洪仁玕在明显受到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把太平引向资本主义道,了农民的初衷;而且,正像毛所说,走资本主义道,中国最终也只能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如果照此办理,广大农民不仅得不到解放,还将沦入新的灾难和痛苦之中,成为“无产者”。幸好洪秀全还有头脑,搁置他的方案,避免了历史悲剧的发生。这次辩论的“成功”,除故立异说、出奇制胜外,还在于直接引用原始史料,摆出凭史料说话、居高望远的架势,利用了同学们大多数都没有去看原件(包括义耀)的弱点,主要是在气势上占了上风。我心里清楚,这一术压倒了义耀兄,语惊四座,却骗不过夏老师。对这种的主观推理,他内心恐怕未必赞同。意想不到的是,夏老师不仅宽容,而且很欣赏我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说有见地。后来听说,讨论到我的留校,争论激烈(“又红又专”是一项重要标准),夏老师与教世界近代史的冯纪宪老师都是大力为我说话的。他们是我能够侥幸地留在华东师大教书的真正。

  其实我最要感谢的,首先应该是陈毅副总理。一个人的命运有许多偶然性,或者叫运气——过了这个村,也许就没有这个店了。正当大学毕业之际,国内的气候变得宽松起来。1961年8月,陈毅在代表对高校毕业生做了一次讲话,就“又红又专”问题做出新的阐释,这让高校一些领导的思想有所转变。靠这一变化,历史系这一届留校的四人,“身份”与个人风格跟前两年相比差异甚大,出乎大多数人的预计。记得当年陈毅副总理的讲话震动,有一段大意是:说到“红”,第一条就是爱国,要有专业特长。如果能,开得很好,不把飞机开到外国去,他就是爱国的。我后来一直在猜测,大概是这一句话救了我。到第二年,总理在广州更是为知识“脱帽加冕”,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帽子,冠以“劳动人民的知识”称号,成为人民国史上的一个亮点。但是这样的宽松氛围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不久我们的神经又开始绷紧,这是后线月,我走进教研室。谈到我的工作分配,老师说是因为古文成绩年级第一,所以将我安排到古代史教研室,专业方向是商周史,由束世澂老师负责业务指导。这时我才意识到其中还有徐德嶙老师的推荐在起作用。他是继苏渊雷后第三个教“中国古代历史要籍选读”课的老师,时间最长,教了一年半。我本无家学渊源,从小连《论》《孟》这样最基本的古书也没有见过。初中到高二只是跟着《语文》课本读过极少量的古文,能好到哪里去?极为幸运的是,到高三突然改读《文学》课本,全是古文。事情的缘起是,1954—1955年叶圣陶等名宿力主中学语文课程。于是1956年起,诞生出了国史上寿命最短的中学《文学》课本。(试验了两年,到1958年终被废弃;现今旧存的高中《文学》课本,已成为网上拍卖的“文物”。)有人说课本依计划编有四册,但我高三时读到的只是两册,按朝代与作家排列,每一时段都有文学史概述,从先秦直到清代(不含晚清)。教课的是苏北射阳人仇同老师,真有点“冬烘先生”的况味,朗读用的是私塾课堂上的标准念法,韵味十足。当时我毕竟年轻,精力充沛,机械记忆力又强,几乎大多篇目都能从头到尾背得。像《长恨歌》《琵琶行》这种长诗,得有滋有味;就是《楚辞》的几篇背不下来,因为文字太艰深。很奇怪,越到后面,我的兴致越浓,例如宋元话本《碾玉》《快嘴李翠莲》,虽然不能全背,但反复地看,不忍释手。《碾玉》开篇就非同凡响,由孟、仲、季三春词起引,下说“这三首词,都不如王荆公看见花瓣儿片片风吹下地来,原来这春归去,是东风断送的。有诗道……”;又起转折,“苏东坡道,不是东风断送春归去,是春雨断送春归去。有诗道……”;再转折,“秦少游道,也不干风事,也不干雨事,是柳絮飘将春色去。有诗道……”,使我读得如痴如狂。话本所引八首名人咏《春归》诗,我当时竟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大概靠这次机遇,我的古文阅读才有了一点基础。现在想来,命运似有自然之道在中支配。有些事纯是兴之所至,似若无意,临到命运转折,它却会蹦出来帮你的忙。我闯进中国古代史领域,既非常偶然,但不是也有点小小的“必然”吗?

  五十余年过去,除了所谓“停课闹”外,我一直在教中国通史课。我讲立教课,比起一般助教提前好多年。那时,教研室副主任谢天佑老师正沉浸于农战史研究,想务中出来,找上了我。恰巧我也正在为商周史入不了门而苦恼,就借机逃离,大着胆子。年年上课,领导也比较满意,一直教到批《海瑞罢官》,运动起而停课。如果没有那场运动,我已经可以破格晋升为了(名单已)。时运不济,一错过,就当了十七年的助教,和我的同辈们共同破了历史纪录,或许还是世界纪录。感谢束先生的“无为而治”,对我逃离先秦史无一语反对,至今仍很感激。先生不知道的是,这一逃逸竟然一直逃到中国古代历史的底部,落到明清史这一领域中来。(先生是于1978年1月病逝的,没有来得及重回全国政协参加会议。)先生头发白得早,看样子比实际年龄大许多,才六十多岁,系里就尊称他为“束老”了。先生待人温和宽厚,从不对我管头管脚。他的文章,从讨论古史分期,到诠释《》的思想,都写得清新舒展,不烦琐,少废话,是我心中暗暗模仿追求的目标。

  华东师范大学校园中的王家范1977年起恢复正常教学秩序,我教了77、79两个年级的中国古代史,在课堂上开始“重放光彩”。我一直对这两个年级的学生说,我正式搞科研,探索历史问题,是跟他们同步启动的。有些同学开始不相信,以后看了我的“历年科研表”,才完全相信了。我在2007年出版的《史家与史学》自序里说过:“年轻是一种无价的资本,一生只有一次,稍纵即逝,永不再来。但我的年轻时代,‘运动’多于读书,遗憾多于收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这是无可奈何的。过去许多时候,不是我们不想大有作为,而是由不得自己充分施展。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是我们这一辈学人比较普遍的境况,或者说比较普遍的命运。幸运的是,历史形似螺旋,转过一个又一个弯道,又给了我们得以梦回学术盛世、亲近前贤学脉的机会。虽然遭逢了断裂之厄,补课是来得晚了些,但毕竟还算赶上了,没齿而无憾。希望年轻的学人,能够从我们身上体会到学术发展径方面的和曲折,珍惜现在的时代条件。

  下笔前万没有想到,记忆的闸门一经打开,过电影似的,镜头一个接一个,刹也刹不住。写到这里,不能不画上休止符,容以后有机会再慢慢写来。

  年过七十之后,或许因为属虎,内心仍好动,还是喜欢熊十力的话:“大化恒转不止,刹那刹那,生生新新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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