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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种子谢兴尧:一位太平专家的成长史

※发布时间:2020-7-28 22:55:29   ※发布作者:habao   ※出自何处: 

  学姐别这样读书种子谢兴尧,是我五十二年前的上级,时任图书馆馆长,我那时是刚从学校分配到工作的三门干部。一直到他去世前夕,他与我谈话与写信的内容都是书本子。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他在这里说的是一句含蓄的牢骚话。谢兴尧家,先世没有土地房屋,穷极潦倒,轮到他父亲,成了好学之士,于是以读书传家。

  谢兴尧又名谢五知。五知的老家是四川射洪县张家林村,但他一辈子没有到过家乡。光绪末年生于陕西南郑县大西区喜神坝,那时全家住在,只有父亲一人住在南郑县衙。六岁时母亲去世,由祖父、祖母抚养。继母对他没有能力照顾,冬天常穿空心棉袄。先在私塾读五经,十二岁时,被送到离家(喜神坝)八十里的穆家坝去上高等小学,从此便离开家庭。

  读完了小学,考取成都华西中学,寄住在父亲的朋友张姓家。华西中学是所学校,原来以为这所学校的英语好,其实学校只注重口语,不重视作文。谢家人多,兄弟姐妹近十人,有的他一辈子也没有见过面;又有亲戚要求接济,父亲经常赋闲,家中对他的供给常常中断。

  谢一生没有回老家,是因为回不起。1956年前后出差成都,看亲朋花的钱,连续三年每月扣一百元左右工资。

  谢兴尧考取大学是1927年,读的是文科史学系。系主任朱希祖,是一位研究南明史的专家,搜有不少孤本秘籍。教授都是当时有名的学者:陈垣先生讲史学概论及名著选读,陈寅恪先生讲西北地理,马衡先生讲考古学。四年级时自选论文,题目是“太平史研究”,导师是朱希祖。朱先生号逷先,二十年后谢写有《追记朱逷先先生》,发表在《新生报》副刊,即谢主编的《文史周刊》。

  大学后期入北大国学门研究所,时在1931年。国学门包括文字、音韵、史地、考古及民俗等内容。研究所主任是沈兼士,沈先生兼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

  在北大沙滩红楼,住在理科宿舍马神庙西斋,谢住天字号,经济系千家驹住地字号,两人常有往来。千家驹比谢低一级。

  五四之后,北大的学术空气新鲜活跃,派别纷呈。为学提倡思考,标新立异,国文系教授吴虞要“孔家店”,钱玄称“疑古”。谢兴尧心怀立新,在学术中独喜主义。

  谢老九十岁那年,我请他到我家吃饭。提前一天问他喜欢吃什么,他说喜吃海参烧猪肘。席间我问他:“将来我要写点你的事迹,主要写些什么呢?”他笑了笑说:“有个人对我的,我终生难忘。”老人矍铄,讲他年轻时进入太平研究圈子的故事。

  在大学国学门研究所,离毕业还有半年,谢常写些有关太平的笔记、杂文,投于《北平晨报》副刊。1930年底,副刊主编于非闇来谈,约写连载文章。邓之诚教授为他的连载起名“洪杨卮谈”。卮谈,意思是慢慢谈,一点一滴地谈。当时常见的,只有清朝方面的官书及一些中外私人记载。研究太平的人少得很,有英国人林利著《太平外纪》,国内有王锺麒的《太平史》之类。太平研究领域,就其整体来说,还是一片荒漠之地。

  读曾国藩的集子,看到奏折中说,“俘物多少,送军机处”。清军奏报中,也常有“‘逆书一束’、‘功劳簿’、‘黄衣黄旗’等送军机处”的报告。谢兴尧猛然省悟,想到要找清代军机处,看曾国藩统率下的清军送去的那些物件,主要是查寻长毛旗子、长毛功劳簿、长毛户口本。还要读当时的原始文件,包括洪杨与清廷两方面的文件。从实物与档案入手,系统研究以洪杨为首的太平运动。

  这些军机处的原始档案,当时是不让人看的。那位沈兼士先生,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馆长,明清档案资料都由他掌管。沈先生也是北大毕业的,是谢的长辈先生。谢向沈先生提出看军机处档案的请求,沈先生说:“储存档案册的房子那么高,档案一直放到屋顶,哪里有立身之地?”军机处的档案保存在景山西侧的大高殿。恰巧遇到一位熟人,他叫单士元,是国学门研究所的同学,具体管理清代档案。单先生对他说:“我这里有两条,一是不许带毛笔和墨盒,只能带铅笔与纸片。二是给你扛来一架梯子,你要看什么,自己爬上去翻阅。”想读军机处档案的愿望实现了。楼上堆积档案的灰尘,足有两寸厚。查了好几天,没有发现长毛旗子的影子,也没有见到长毛功劳簿。档案上另纸写“道光某年某月”、“咸丰某年某月”、“同治某年某月”,都用墨笔写在高丽纸上。从道光朝看起,往后按年翻阅。当时看档案的,还有蒋廷黻,看中英外交档案。

  意外地发现一个文件,就是天德王全的口供。这个口供的内容与价值,谢写成文章发表。研究太平的罗尔纲先生说是假的,后来是真的,罗先生做了。沈兼士先生见这个青年埋头档案做学问,以为子对头,指着谢兴尧对单先生说:“年轻人的脑子灵,聪明外露。”沈先生几次说谢“聪明外露”,谢以为这四个字是难得的表扬,细细琢磨沈先生的意思,也是含蓄的。在谢以后的治学中,特别注意厚积少露。多少年后,一直到晚年,谢老还感慨深沉地说:“俺之‘初出茅庐第一功’,即沈先生所推荐。”

  当时研究太平的都接触的是官书,官书都是可以公开发表的旧档。军机处的档案,都是没有发表过的原始材料,其中有不能发表或不可公开的资料。其中关于太平本身的文献,都是书本中没有刊载的。奏折中的附件,常常是十分重要的,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窥见朝廷政策的内幕隐秘。

  《北平晨报》从1930年12月31日开始,在第五版《北晨艺圃》连载谢的文章。以“洪杨卮谈”为题,一直至1932年4月16日,长至十六个月,连续刊登一百零六次。这样续写连载,时间拉得很长,涉及内容广泛,引起学界的普遍注意。

  南宋吕祖谦说:“后生学问,聪明强记不足畏,惟思索寻究者为可畏矣。”年轻人正确的学术起步,为他以后的成就打下了基础。

  上世纪80年代初,谢老有几次写信让我去查找他在《北平晨报》副刊所写的连载文章,他自己也去找过,都没有找到。最近我去国家图书馆,发现存有缩微文献。

  《北平晨报》下设一个十分有名的副刊,题为《北晨艺圃》,连载张恨水的《满城风雨》,还有其他一些名家的作品。从1931年1月19日起,至2月4日止,连续六次刊载谢兴尧《李秀成之死及其志疑》,总题仍冠“洪杨卮谈”。文中开头总评说:

  太平为咸同时一大,亦即辛亥维新之先声,固不仅满汉之消长,实近代史最重要之一页也。惜其国祚仅十三年,及其灭后,未及百年,事迹已渺不可稽,所可见者,非国内之偏袒官书,即海外之片段纪载,皆苦语焉不详,或非实象。入后,扫除忌讳,而又往往誉之过情,近来切实研究洪杨事迹者渐多,将来或有所发明也。惟洪杨之史籍,既枯寂而,凡史家所视为瑰宝者,仅忠王李秀成之,可为洪杨之简略战史,而其内容疑问亦多。

  余尝研究太平史,近又于故宫博物院档案内,发现曾国藩奏折一件,颇有关系,乃从朱逷先先师处借阅,聊纾己见,先成此篇,以供专门家之考镜。

  文中就三件事提出疑问与辨析:第一是对李秀成未得解京或就地之旨而先行,主要原因是曾国藩廷审时泄露攻破金陵后军士所获库藏,还有以往奏报军功与事实不符、李秀成誉曾而毁清廷;第二是李秀成,至少经两度修改,原本五万余字,刊本仅其三,所改之处多系于曾国藩不利之事实;第三是被曾国藩删去“十要”、“十误”等内容。

  谢兴尧在大学期间及以后,接触最多及得助最大的是邓之诚。邓先生教中国通史,他讲通史时,特别注重西北地理、官制、海通及教士译著,谢听课时注意到邓先生有许多新的见解。

  邓先生住海甸蒋家胡同二号,谢经常到他家里长谈。1930年读到四年级时,谢交不起饭费,有人介绍他到山东第一师范去教书,他打算休学一年,攒点积蓄再续读。谢去向邓先生辞行,先生默然不语,思索后说:“先不必走,且等一等。”不两天,邓先生来信叫他去,说已经替他谋得事做,在南长街市立女子一中教高一、高三两班的国文,每月三十六元。在毕业后的次年,即1932年暑期,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请邓先生去兼课,邓先生介绍谢去代理,不久转为教员。院长由校长沈尹默先生兼任。以后任史地系,教隋唐五代史和明清史,开始月薪四十元,后来加教一门课,月薪八十元。在女院任教五年之久。

  生活仍难以维持。1938年,邓之诚先生说:“把你写的关于太平史的文章搜集起来,再将稀见的太平资料辑入,可以卖钱糊口,也有益于学界。”花了半年多时间,编成《太平丛书十三种》,线装三册,邓先生帮忙印成一百部,陆续卖书度日。张孟劬老先生为此书题签。张尔田字孟劬,杭州人,曾任大学、燕京大学教授。邓之诚撰有《张君孟劬别传》,1947年上半年发表于《新生报》的副刊《文史周刊》,时谢任周刊主编。初年修《清史稿》,张老先生主修《后妃传》及《诸王传》,有《遁堪文集》。《太平丛书 》第四辑为史料选录及当时有关人物,因有照片多幅,无力续印,未能刊出。谢自藏有关太平中外书籍多达百数十种,曾拟辑成专书而未如愿。

  他经常谈起的师长,还有陈寅恪先生,陈老的治学方人敬佩。1984年6月,谢老听说我买有一部陈寅恪先生著《柳如是别传》,让我从琉璃厂为他购买一部。阅后叫我去他家里,谈及此书说:

  柳如是出身虽贱,但他肝肺清楚,读此书不仅可以了解河东君的为人,又可接触清初的人事,读此书也可学习作者的治学方法,即通过一人而解剖整个社会。(我插话说:“李一氓先生有文评论说,柳传有枝蔓之嫌,可半之。”)一氓同志说得对,篇幅可减去一半。

  大学快毕业时,祖母与父亲相继逝世,老家没有最亲的人,就成为他的故乡。大学及以后的一段时间,他除专攻洪杨史实以外,喜欢钻研的风土人情,也留心文物建筑。

  《洪杨卮谈》引起学界的普遍注目,一些学术杂志向他约稿。《华北日报》约写有关太平的文章,《洪杨建国杂记》、《洪杨建国续谈》就是这时所作,发表在第八版副叶,从1932年10月18日至1933年3月24日,共登七十二期。这两篇杂文,他晚年自编杂著中未收,《自传》及其他回忆文字中也未曾提及。最近发现有缩微文字存世。

  《洪杨建国杂记》中先说:“研究太平史者,当先处于旁观地位。”继又称:“其政策之最要者,厥为打破阶级,提倡男女平等。所颁‘天朝田亩制度’,即其立国精华之所聚,实为制度之,社会之前导。”这时正是围剿的激烈紧张时刻,将洪杨与制度相对并论,加以肯定,十分难得。

  此后不久,《国闻周报》主编王芸生来信,约他在中山公园叙谈。赴约后,见清史研究专家萧一山也在座。王先生说:“《国闻周报》想每期登一篇关于太平的文章,也登清代的其他文章,请萧先生与谢先生轮流执笔,每月各写二篇,不能间断。”《国闻周报》是个有影响的学术刊物,谢从1934年底开始,连续写了一年多。最后一次交稿是1937年6月,题目是“太平在河南”,署名老长毛,登在十四卷第二十三期。所写太平方面的文章有《读江南春梦庵笔记跋尾》、《由朱案谈到洪门及其五子》、《太平前记》、《乌兰泰与洪杨》、《太平史事杂录》,也有考证《水浒传奇》的《梁山泊》。这时所写的杂文,大都收在《太平丛书十三种》。

  这期间,也为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写稿。编录所作为《太平史事论丛》,1935年春出版,胡适起的书名,收有《大英博物馆藏太平史料考》、《朱九涛洪秀全姓氏考》、《钱江传》、《太平国际关系史略》等十二篇文章。

  30年代中期,谢住米粮库胡同,与陈垣、胡适两位先生做邻居,经常去串门。有一次胡适对谢说:“燕京大学教授简又文想见见你,他住在东单新开,有工夫可以去会会面。”谢早就注意了简又文,他当时常在《雨丝》及《京报》副刊上写文章,大半根据外国材料,的角度研究太平与教的关系。简所写《太平文学之鳞爪》、《太平福字碑记》,谢以为是有价值的学术文章。简搜集许多外国传教士的日记、汇报等,都是原书和图片,资料珍贵。

  大约在1935年春,谢与简见面后,都以为对方所知所藏,可补自己之不足。谢以为,国内存储有关的档案十分丰富,可以一边整理一边写成评论文章。此后一年,与简失去联系。

  简又文从上海给谢写信,打算在上海办一个杂志,专门研究太平,已经筹备就绪,迫切邀谢同办。同行相亲,也为了实现学术目标,谢辞去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的教职,按期到了上海。谢住在金神甫租的小屋,雇一娘姨做饭,后来迁至拉都。简又文住在大西。简拿出五百元创办费,取名《逸经》文史半月刊,二十五年(1936)3月5日出特大创刊号。杂志创办时全体只有四个人,简自任社长,谢任主编,住在简家的他的小姨子兼作会计,管钱,简的老朋友、神州国光社主笔陆丹林任编辑。当时的分工是,主要和事务,尤其是,都由简又文负责,谢负责向北方学界约稿,兼任校稿、编稿,陆丹林约上海方面的文稿兼校稿。这时谢每月拿生活费一百二十元。

  谢与简又文都是喜谈洪杨的太平迷,简封谢为尧王五千岁。谢在《国闻周报》发表文章,自署老长毛。二人无形中形成一个共同的“”:只要是太平史料,便是宝贝,并尽量从各方搜辑。中国方面除自己所藏外,又从南昌胡氏、萧一山等处征求文献。谢每天到徐家汇藏书楼去录咸丰时代的外国。外国方面则托友人王有三(名重民,受北平图书馆之命到欧洲征辑文献)亲到英法德各图书馆、博物馆找材料。王从外国搜集的《太平天日》、《资政新编》、《钦定军次实录》,都是国内未发现的太平本身典籍。这样,差不多每期都有关于洪杨的文章,读者视《逸经》为洪杨专刊。杂志取材主要是文献掌故、散文小品,讲究趣味性,朴实古茂,冲淡隽永。邀约的作者,有周作人、俞平伯、老舍、谢刚主、瞿兑之、谭其骧、徐凌霄、徐一士等,南方有柳亚子、林语堂、郁达夫、许钦文、谢冰莹等,多是。

  《逸经》出版后,据说每月可赚三四百元。大约办了一年,谢要求回,主要原因是他约徐凌霄写的,简不满意,让人难堪。谢觉得简又文有时盛气凌人,表现出主人对待雇员的神气。谢原来想去徐家汇天主堂和南洋中学读旧报及地方志,搜罗太平的资料,因去郊区来往甚不方便,目的无法达到。《逸经》杂志办二十一期后,谢告辞回京,由陆丹林接任主编。

  简又文字永贞,号驭繁,笔名大华烈士,广东新会人。九一八事变后的秋天,他离开燕京大学,到冯玉祥西北军当部主任,后来当了。撰有《太平全史》、《太平典制通考》各三厚册,由美国哈佛燕京学社、亚洲学会及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赞助和私人捐款,于1962年在出版。简又文也是近代研究太平史的拓荒者。

  谢兴尧回京后,即应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萧一山的邀请,到开封任河南大学史地系教授,时在1937年春天,不到一年回京。

  抗战胜利后,他辗转于教书与写稿,时常失业。经朋友傅芸子介绍,替《新生报》编《文史周刊》。1946年冬,在北平创办《新生报》,为了增加的文化学术气氛,陆续开辟了三个副刊性质的专刊,邀人士主持。一是《语言与文学》,由朱自清主编,每星期一出版;一是《故都文物》,由溥心畬主编,实际是傅芸子主持,每星期五出版;一是《文史周刊》,由谢主编,每星期六出版。傅芸子与收藏中国古典小说的弟弟傅惜华住在东四十条汪家胡同,谢住六条,距离不远,经常往来。

  《文史周刊》创刊于1946年12月14日,次年6月12日停刊,出了二十六期,内容分明清史事、太平史评及文史杂记等,作者有邓之诚、谭其骧、谢国桢等。谢兴尧自己写有多篇,其中《读陈援庵先生〈通鉴胡注表微〉》,介绍陈先生的爱国著作,陈先生借胡三省的观点,表明自己的立场,在抗日时期大节。谢又写了一篇《易代之事》,数说社会变乱,小之如政局演变,大之如改朝换代,人物浮沉,天花乱坠。文中以明清之际为例,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入京,冯铨身为明朝大臣,投降义军;不到几天,清军入都,礼部尚书钱谦益迎降。一百年后修史书,乾隆帝以钱谦益“大节有亏”,耻入《贰臣传》,高居榜首。

  谢编文史专刊的目的之一,是阐述太平史,其中有答复邓嗣禹的询问,题为《太平国际关系》,前后分四期刊出。其他有《与洪杨有关的教士》、《太平军入永安》、《太平军去后之广西》、《太平侦探潜入》等数篇。

  谢老九十九岁高龄时,他把我叫到身边问:“对太平有什么新看法?”我告诉他,有一本书叫《告别》,从陈胜到太平,还有孙中山、五四运动,都在否定之列,因为都是。老人问:“为什么就被否定?”我告知:“人家说生产力,洪秀全起来,了生产力。现在满目都是曾国藩,书店的书架上,曾国藩一占就是数百种。”老人有点,说:“曾国藩杀了那么多的人,他没有生产力?对于满清朝廷来说,曾国藩是功臣,是远远超过满族官员的功臣,但对中国百姓来说,曾国藩是罪人。”

  太平运动,在清末时期,对朝廷官员来说,尤其是在眼中,是一帮的、社会的渣滓,大恶不赦。在一般人眼中,甚至在一些学者面前,都以社会的制造者目之。在国共长期相争中,一律将当太平,将太平当,口诛笔伐,原因就是二者都是。谢兴尧在厨室不炊的境遇中,开辟从发掘故宫档案的角度评述太平史事,肯定太平是一次运动,是“制度之”,振聋明目,。

  谢老九十八岁那一年阴历八月,他让保姆老王给我打电话,说想见见聊聊。晚年他住在大院,与我的住地相邻。我去后,见他坐在小厅桌旁的椅子上。他让我坐下,附耳小声对我说:“再过几天,八月十一日,我就要上白玉楼了。”白玉楼,指唐代诗人李长吉临死前玉帝召赴天楼的事。我说:“凭你说出这样的话,天帝眼下也不会召见你。”他缓缓地对我说:“早年到后,我的英语不好,补了两年英语,我隐瞒年龄两年。”我一想,老人是在说,他生于1904年阴历八月十一日,再过几天就一百岁了。

  因为有两年时间没有着落,谢老本人在不少文中所涉纪年不相吻合,但有不少记载露出事实。《学史》中说到,他在北大预科得益的两门必修课,一是《国学概论》,一是《文化集要》(《堪隐斋杂著》第52页)。这就是说,他上过北大预科,预科学期为两年。1942年所写《书林逸话》中说:“余自十四年寄迹故都。”(《堪隐斋随笔》第26页)他在文中及口头一再说,十六年(1927)考取北大本科。时年实为二十三岁。

  有位著名中医萧龙友,是谢父亲的要好同学,谢兴尧初到时,他父亲托萧先生。萧先生的儿子萧璋与谢兴尧十分要好,是大学国文系学生,与谢同一年级。萧璋于上世纪60年代任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

  北宋年间的黄庭坚,曾那些铁槛红墙家的后代说:“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有才气者出,便名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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