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姐别这样读书种子谢兴尧，是我五十二年前的上级，时任图书馆馆长，我那时是刚从学校分配到工作的三门干部。一直到他去世前夕，他与我谈话与写信的内容都是书本子。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他在这里说的是一句含蓄的牢骚话。谢兴尧家，先世没有土地房屋，穷极潦倒，轮到他父亲，成了好学之士，于是以读书传家。
谢兴尧又名谢五知。五知的老家是四川射洪县张家林村，但他一辈子没有到过家乡。光绪末年生于陕西南郑县大西区喜神坝，那时全家住在，只有父亲一人住在南郑县衙。六岁时母亲去世，由祖父、祖母抚养。继母对他没有能力照顾，冬天常穿空心棉袄。先在私塾读五经，十二岁时，被送到离家（喜神坝）八十里的穆家坝去上高等小学，从此便离开家庭。
读完了小学，考取成都华西中学，寄住在父亲的朋友张姓家。华西中学是所学校，原来以为这所学校的英语好，其实学校只注重口语，不重视作文。谢家人多，兄弟姐妹近十人，有的他一辈子也没有见过面；又有亲戚要求接济，父亲经常赋闲，家中对他的供给常常中断。
谢一生没有回老家，是因为回不起。1956年前后出差成都，看亲朋花的钱，连续三年每月扣一百元左右工资。
谢兴尧考取大学是1927年，读的是文科史学系。系主任朱希祖，是一位研究南明史的专家，搜有不少孤本秘籍。教授都是当时有名的学者：陈垣先生讲史学概论及名著选读，陈寅恪先生讲西北地理，马衡先生讲考古学。四年级时自选论文，题目是“太平史研究”，导师是朱希祖。朱先生号逷先，二十年后谢写有《追记朱逷先先生》，发表在《新生报》副刊，即谢主编的《文史周刊》。
大学后期入北大国学门研究所，时在1931年。国学门包括文字、音韵、史地、考古及民俗等内容。研究所主任是沈兼士，沈先生兼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
在北大沙滩红楼，住在理科宿舍马神庙西斋，谢住天字号，经济系千家驹住地字号，两人常有往来。千家驹比谢低一级。
五四之后，北大的学术空气新鲜活跃，派别纷呈。为学提倡思考，标新立异，国文系教授吴虞要“孔家店”，钱玄称“疑古”。谢兴尧心怀立新，在学术中独喜主义。
谢老九十岁那年，我请他到我家吃饭。提前一天问他喜欢吃什么，他说喜吃海参烧猪肘。席间我问他：“将来我要写点你的事迹，主要写些什么呢？”他笑了笑说：“有个人对我的，我终生难忘。”老人矍铄，讲他年轻时进入太平研究圈子的故事。
在大学国学门研究所，离毕业还有半年，谢常写些有关太平的笔记、杂文，投于《北平晨报》副刊。1930年底，副刊主编于非闇来谈，约写连载文章。邓之诚教授为他的连载起名“洪杨卮谈”。卮谈，意思是慢慢谈，一点一滴地谈。当时常见的，只有清朝方面的官书及一些中外私人记载。研究太平的人少得很，有英国人林利著《太平外纪》，国内有王锺麒的《太平史》之类。太平研究领域，就其整体来说，还是一片荒漠之地。
读曾国藩的集子，看到奏折中说，“俘物多少，送军机处”。清军奏报中，也常有“‘逆书一束’、‘功劳簿’、‘黄衣黄旗’等送军机处”的报告。谢兴尧猛然省悟，想到要找清代军机处，看曾国藩统率下的清军送去的那些物件，主要是查寻长毛旗子、长毛功劳簿、长毛户口本。还要读当时的原始文件，包括洪杨与清廷两方面的文件。从实物与档案入手，系统研究以洪杨为首的太平运动。
这些军机处的原始档案，当时是不让人看的。那位沈兼士先生，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馆长，明清档案资料都由他掌管。沈先生也是北大毕业的，是谢的长辈先生。谢向沈先生提出看军机处档案的请求，沈先生说：“储存档案册的房子那么高，档案一直放到屋顶，哪里有立身之地？”军机处的档案保存在景山西侧的大高殿。恰巧遇到一位熟人，他叫单士元，是国学门研究所的同学，具体管理清代档案。单先生对他说：“我这里有两条，一是不许带毛笔和墨盒，只能带铅笔与纸片。二是给你扛来一架梯子，你要看什么，自己爬上去翻阅。”想读军机处档案的愿望实现了。楼上堆积档案的灰尘，足有两寸厚。查了好几天，没有发现长毛旗子的影子，也没有见到长毛功劳簿。档案上另纸写“道光某年某月”、“咸丰某年某月”、“同治某年某月”，都用墨笔写在高丽纸上。从道光朝看起，往后按年翻阅。当时看档案的，还有蒋廷黻，看中英外交档案。
意外地发现一个文件，就是天德王全的口供。这个口供的内容与价值，谢写成文章发表。研究太平的罗尔纲先生说是假的，后来是真的，罗先生做了。沈兼士先生见这个青年埋头档案做学问，以为子对头，指着谢兴尧对单先生说：“年轻人的脑子灵，聪明外露。”沈先生几次说谢“聪明外露”，谢以为这四个字是难得的表扬，细细琢磨沈先生的意思，也是含蓄的。在谢以后的治学中，特别注意厚积少露。多少年后，一直到晚年，谢老还感慨深沉地说：“俺之‘初出茅庐第一功’，即沈先生所推荐。”
当时研究太平的都接触的是官书，官书都是可以公开发表的旧档。军机处的档案，都是没有发表过的原始材料，其中有不能发表或不可公开的资料。其中关于太平本身的文献，都是书本中没有刊载的。奏折中的附件，常常是十分重要的，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窥见朝廷政策的内幕隐秘。
《北平晨报》从1930年12月31日开始，在第五版《北晨艺圃》连载谢的文章。以“洪杨卮谈”为题，一直至1932年4月16日，长至十六个月，连续刊登一百零六次。这样续写连载，时间拉得很长，涉及内容广泛，引起学界的普遍注意。
南宋吕祖谦说：“后生学问，聪明强记不足畏，惟思索寻究者为可畏矣。”年轻人正确的学术起步，为他以后的成就打下了基础。
上世纪80年代初，谢老有几次写信让我去查找他在《北平晨报》副刊所写的连载文章，他自己也去找过，都没有找到。最近我去国家图书馆，发现存有缩微文献。
《北平晨报》下设一个十分有名的副刊，题为《北晨艺圃》，连载张恨水的《满城风雨》，还有其他一些名家的作品。从1931年1月19日起，至2月4日止，连续六次刊载谢兴尧《李秀成之死及其志疑》，总题仍冠“洪杨卮谈”。文中开头总评说：
太平为咸同时一大，亦即辛亥维新之先声，固不仅满汉之消长，实近代史最重要之一页也。惜其国祚仅十三年，及其灭后，未及百年，事迹已渺不可稽，所可见者，非国内之偏袒官书，即海外之片段纪载，皆苦语焉不详，或非实象。入后，扫除忌讳，而又往往誉之过情，近来切实研究洪杨事迹者渐多，将来或有所发明也。惟洪杨之史籍，既枯寂而，凡史家所视为瑰宝者，仅忠王李秀成之，可为洪杨之简略战史，而其内容疑问亦多。
余尝研究太平史，近又于故宫博物院档案内，发现曾国藩奏折一件，颇有关系，乃从朱逷先先师处借阅，聊纾己见，先成此篇，以供专门家之考镜。
文中就三件事提出疑问与辨析：第一是对李秀成未得解京或就地之旨而先行，主要原因是曾国藩廷审时泄露攻破金陵后军士所获库藏，还有以往奏报军功与事实不符、李秀成誉曾而毁清廷；第二是李秀成，至少经两度修改，原本五万余字，刊本仅其三，所改之处多系于曾国藩不利之事实；第三是被曾国藩删去“十要”、“十误”等内容。
谢兴尧在大学期间及以后，接触最多及得助最大的是邓之诚。邓先生教中国通史，他讲通史时，特别注重西北地理、官制、海通及教士译著，谢听课时注意到邓先生有许多新的见解。
邓先生住海甸蒋家胡同二号，谢经常到他家里长谈。1930年读到四年级时，谢交不起饭费，有人介绍他到山东第一师范去教书，他打算休学一年，攒点积蓄再续读。谢去向邓先生辞行，先生默然不语，思索后说：“先不必走，且等一等。”不两天，邓先生来信叫他去，说已经替他谋得事做，在南长街市立女子一中教高一、高三两班的国文，每月三十六元。在毕业后的次年，即1932年暑期，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请邓先生去兼课，邓先生介绍谢去代理，不久转为教员。院长由校长沈尹默先生兼任。以后任史地系，教隋唐五代史和明清史，开始月薪四十元，后来加教一门课，月薪八十元。在女院任教五年之久。
生活仍难以维持。1938年，邓之诚先生说：“把你写的关于太平史的文章搜集起来，再将稀见的太平资料辑入，可以卖钱糊口，也有益于学界。”花了半年多时间，编成《太平丛书十三种》，线装三册，邓先生帮忙印成一百部，陆续卖书度日。张孟劬老先生为此书题签。张尔田字孟劬，杭州人，曾任大学、燕京大学教授。邓之诚撰有《张君孟劬别传》，1947年上半年发表于《新生报》的副刊《文史周刊》，时谢任周刊主编。初年修《清史稿》，张老先生主修《后妃传》及《诸王传》，有《遁堪文集》。《太平丛书 》第四辑为史料选录及当时有关人物，因有照片多幅，无力续印，未能刊出。谢自藏有关太平中外书籍多达百数十种，曾拟辑成专书而未如愿。
他经常谈起的师长，还有陈寅恪先生，陈老的治学方人敬佩。1984年6月，谢老听说我买有一部陈寅恪先生著《柳如是别传》，让我从琉璃厂为他购买一部。阅后叫我去他家里，谈及此书说：
柳如是出身虽贱，但他肝肺清楚，读此书不仅可以了解河东君的为人，又可接触清初的人事，读此书也可学习作者的治学方法，即通过一人而解剖整个社会。（我插话说：“李一氓先生有文评论说，柳传有枝蔓之嫌，可半之。”）一氓同志说得对，篇幅可减去一半。
大学快毕业时，祖母与父亲相继逝世，老家没有最亲的人，就成为他的故乡。大学及以后的一段时间，他除专攻洪杨史实以外，喜欢钻研的风土人情，也留心文物建筑。
《洪杨卮谈》引起学界的普遍注目，一些学术杂志向他约稿。《华北日报》约写有关太平的文章，《洪杨建国杂记》、《洪杨建国续谈》就是这时所作，发表在第八版副叶，从1932年10月18日至1933年3月24日，共登七十二期。这两篇杂文，他晚年自编杂著中未收，《自传》及其他回忆文字中也未曾提及。最近发现有缩微文字存世。
《洪杨建国杂记》中先说：“研究太平史者，当先处于旁观地位。”继又称：“其政策之最要者，厥为打破阶级，提倡男女平等。所颁‘天朝田亩制度’，即其立国精华之所聚，实为制度之，社会之前导。”这时正是围剿的激烈紧张时刻，将洪杨与制度相对并论，加以肯定，十分难得。
此后不久，《国闻周报》主编王芸生来信，约他在中山公园叙谈。赴约后，见清史研究专家萧一山也在座。王先生说：“《国闻周报》想每期登一篇关于太平的文章，也登清代的其他文章，请萧先生与谢先生轮流执笔，每月各写二篇，不能间断。”《国闻周报》是个有影响的学术刊物，谢从1934年底开始，连续写了一年多。最后一次交稿是1937年6月，题目是“太平在河南”，署名老长毛，登在十四卷第二十三期。所写太平方面的文章有《读江南春梦庵笔记跋尾》、《由朱案谈到洪门及其五子》、《太平前记》、《乌兰泰与洪杨》、《太平史事杂录》，也有考证《水浒传奇》的《梁山泊》。这时所写的杂文，大都收在《太平丛书十三种》。
这期间，也为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写稿。编录所作为《太平史事论丛》，1935年春出版，胡适起的书名，收有《大英博物馆藏太平史料考》、《朱九涛洪秀全姓氏考》、《钱江传》、《太平国际关系史略》等十二篇文章。
30年代中期，谢住米粮库胡同，与陈垣、胡适两位先生做邻居，经常去串门。有一次胡适对谢说：“燕京大学教授简又文想见见你，他住在东单新开，有工夫可以去会会面。”谢早就注意了简又文，他当时常在《雨丝》及《京报》副刊上写文章，大半根据外国材料，的角度研究太平与教的关系。简所写《太平文学之鳞爪》、《太平福字碑记》，谢以为是有价值的学术文章。简搜集许多外国传教士的日记、汇报等，都是原书和图片，资料珍贵。
大约在1935年春，谢与简见面后，都以为对方所知所藏，可补自己之不足。谢以为，国内存储有关的档案十分丰富，可以一边整理一边写成评论文章。此后一年，与简失去联系。
简又文从上海给谢写信，打算在上海办一个杂志，专门研究太平，已经筹备就绪，迫切邀谢同办。同行相亲，也为了实现学术目标，谢辞去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的教职，按期到了上海。谢住在金神甫租的小屋，雇一娘姨做饭，后来迁至拉都。简又文住在大西。简拿出五百元创办费，取名《逸经》文史半月刊，二十五年（1936）3月5日出特大创刊号。杂志创办时全体只有四个人，简自任社长，谢任主编，住在简家的他的小姨子兼作会计，管钱，简的老朋友、神州国光社主笔陆丹林任编辑。当时的分工是，主要和事务，尤其是，都由简又文负责，谢负责向北方学界约稿，兼任校稿、编稿，陆丹林约上海方面的文稿兼校稿。这时谢每月拿生活费一百二十元。
谢与简又文都是喜谈洪杨的太平迷，简封谢为尧王五千岁。谢在《国闻周报》发表文章，自署老长毛。二人无形中形成一个共同的“”：只要是太平史料，便是宝贝，并尽量从各方搜辑。中国方面除自己所藏外，又从南昌胡氏、萧一山等处征求文献。谢每天到徐家汇藏书楼去录咸丰时代的外国。外国方面则托友人王有三（名重民，受北平图书馆之命到欧洲征辑文献）亲到英法德各图书馆、博物馆找材料。王从外国搜集的《太平天日》、《资政新编》、《钦定军次实录》，都是国内未发现的太平本身典籍。这样，差不多每期都有关于洪杨的文章，读者视《逸经》为洪杨专刊。杂志取材主要是文献掌故、散文小品，讲究趣味性，朴实古茂，冲淡隽永。邀约的作者，有周作人、俞平伯、老舍、谢刚主、瞿兑之、谭其骧、徐凌霄、徐一士等，南方有柳亚子、林语堂、郁达夫、许钦文、谢冰莹等，多是。
《逸经》出版后，据说每月可赚三四百元。大约办了一年，谢要求回，主要原因是他约徐凌霄写的，简不满意，让人难堪。谢觉得简又文有时盛气凌人，表现出主人对待雇员的神气。谢原来想去徐家汇天主堂和南洋中学读旧报及地方志，搜罗太平的资料，因去郊区来往甚不方便，目的无法达到。《逸经》杂志办二十一期后，谢告辞回京，由陆丹林接任主编。
简又文字永贞，号驭繁，笔名大华烈士，广东新会人。九一八事变后的秋天，他离开燕京大学，到冯玉祥西北军当部主任，后来当了。撰有《太平全史》、《太平典制通考》各三厚册，由美国哈佛燕京学社、亚洲学会及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赞助和私人捐款，于1962年在出版。简又文也是近代研究太平史的拓荒者。
谢兴尧回京后，即应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萧一山的邀请，到开封任河南大学史地系教授，时在1937年春天，不到一年回京。
抗战胜利后，他辗转于教书与写稿，时常失业。经朋友傅芸子介绍，替《新生报》编《文史周刊》。1946年冬，在北平创办《新生报》，为了增加的文化学术气氛，陆续开辟了三个副刊性质的专刊，邀人士主持。一是《语言与文学》，由朱自清主编，每星期一出版；一是《故都文物》，由溥心畬主编，实际是傅芸子主持，每星期五出版；一是《文史周刊》，由谢主编，每星期六出版。傅芸子与收藏中国古典小说的弟弟傅惜华住在东四十条汪家胡同，谢住六条，距离不远，经常往来。
《文史周刊》创刊于1946年12月14日，次年6月12日停刊，出了二十六期，内容分明清史事、太平史评及文史杂记等，作者有邓之诚、谭其骧、谢国桢等。谢兴尧自己写有多篇，其中《读陈援庵先生〈通鉴胡注表微〉》，介绍陈先生的爱国著作，陈先生借胡三省的观点，表明自己的立场，在抗日时期大节。谢又写了一篇《易代之事》，数说社会变乱，小之如政局演变，大之如改朝换代，人物浮沉，天花乱坠。文中以明清之际为例，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入京，冯铨身为明朝大臣，投降义军；不到几天，清军入都，礼部尚书钱谦益迎降。一百年后修史书，乾隆帝以钱谦益“大节有亏”，耻入《贰臣传》，高居榜首。
谢编文史专刊的目的之一，是阐述太平史，其中有答复邓嗣禹的询问，题为《太平国际关系》，前后分四期刊出。其他有《与洪杨有关的教士》、《太平军入永安》、《太平军去后之广西》、《太平侦探潜入》等数篇。
谢老九十九岁高龄时，他把我叫到身边问：“对太平有什么新看法？”我告诉他，有一本书叫《告别》，从陈胜到太平，还有孙中山、五四运动，都在否定之列，因为都是。老人问：“为什么就被否定？”我告知：“人家说生产力，洪秀全起来，了生产力。现在满目都是曾国藩，书店的书架上，曾国藩一占就是数百种。”老人有点，说：“曾国藩杀了那么多的人，他没有生产力？对于满清朝廷来说，曾国藩是功臣，是远远超过满族官员的功臣，但对中国百姓来说，曾国藩是罪人。”
太平运动，在清末时期，对朝廷官员来说，尤其是在眼中，是一帮的、社会的渣滓，大恶不赦。在一般人眼中，甚至在一些学者面前，都以社会的制造者目之。在国共长期相争中，一律将当太平，将太平当，口诛笔伐，原因就是二者都是。谢兴尧在厨室不炊的境遇中，开辟从发掘故宫档案的角度评述太平史事，肯定太平是一次运动，是“制度之”，振聋明目，。
谢老九十八岁那一年阴历八月，他让保姆老王给我打电话，说想见见聊聊。晚年他住在大院，与我的住地相邻。我去后，见他坐在小厅桌旁的椅子上。他让我坐下，附耳小声对我说：“再过几天，八月十一日，我就要上白玉楼了。”白玉楼，指唐代诗人李长吉临死前玉帝召赴天楼的事。我说：“凭你说出这样的话，天帝眼下也不会召见你。”他缓缓地对我说：“早年到后，我的英语不好，补了两年英语，我隐瞒年龄两年。”我一想，老人是在说，他生于1904年阴历八月十一日，再过几天就一百岁了。
因为有两年时间没有着落，谢老本人在不少文中所涉纪年不相吻合，但有不少记载露出事实。《学史》中说到，他在北大预科得益的两门必修课，一是《国学概论》，一是《文化集要》（《堪隐斋杂著》第52页）。这就是说，他上过北大预科，预科学期为两年。1942年所写《书林逸话》中说：“余自十四年寄迹故都。”（《堪隐斋随笔》第26页）他在文中及口头一再说，十六年（1927）考取北大本科。时年实为二十三岁。
有位著名中医萧龙友，是谢父亲的要好同学，谢兴尧初到时，他父亲托萧先生。萧先生的儿子萧璋与谢兴尧十分要好，是大学国文系学生，与谢同一年级。萧璋于上世纪60年代任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
北宋年间的黄庭坚，曾那些铁槛红墙家的后代说：“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有才气者出，便名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