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首页 > 历史论文> 文章内容

姜萌:博士论文写作四部曲

※发布时间:2020-8-30 3:40:36   ※发布作者:habao   ※出自何处: 

  印象是十几年前,我在报栏前看《南方周末》,看到了一句话。好像是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的,“比你能成为什么人更重要的,首先是你想成为什么人”。可能是我附会了,后来也没找到出处。不过那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句话给我了显著的影响,让我有了胜利法。显然,这种胜利法在此亦有所体现:写好一篇论文的第一个关键,在于你想不想写一篇优良的论文。

  或是当今时代已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感染,或是我的胜利法使用过头,我感觉目前很多学生智力很好,但是写出的论文多不让人满意。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学生期许太低。期许低,格局就不高;格局不高,付出就不够;付出不够,论文质量就没保障。所以我说,博士论文(学位论文)写作,第一个应该树立的是期许。

  写博士论文,不外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今后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自己也没想着通过这篇论文怎样提高自己水平,就是混个文凭;二是虽然今后不想从事研究,但是还是想通过论文写作提高自己水平,三是今后要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确实需要好好写博士论文。属于后两种情况的朋友,从论文写作时起,就应当给自己树立一个较高的期许——要写作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

  当我读博士时,前面已经吃了种种的苦,也坚定了要从事小米的乱情人生学术研究的想法。众所周知,要从事学术研究,博士论文至关重要。博士入学后,我就暗暗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要写好博士论文。我的论文最终还算差强人意,这种期许起到了很大的鼓励推动作用。说到这里,就需要简要说说我博士论文的写作经历了。

  我的论文原本写的比较顺利,不过思、立意都是比较常规的史学史著作模样。到2010年寒假前,初稿已经写完大半,洋洋洒洒二十几万字。记得很清楚,2011年1月17日下午如期进行预答辩。各位老师都按照惯例和颜悦色地说了说鼓励的话,提了提修改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虽然觉得自己论文写的太常规、平实,但是也觉得就这样了。预答辩临近结束之际,导师王学典老师有些低沉地说,“这篇论文,对于一个想拿学位的人来说绰绰有余,但对于一个有志于在学术上有所作为的人来说远远不够”。当时心头一紧,并未多说什么。

  预答辩顺利结束,准予答辩。可是对我而言,心头不是放松,而是紧张。导师的话不停在脑海中盘旋!从本科二年级起,导师就关心我的学习,了解我的学术潜力和学术志向,也最为我伤神费心。他这句话,说出了他的失望,也戳中了我的要害。不安,辗转反侧,一夜无眠。天将拂晓,决文推倒重来。即使延期毕业,也不能以这篇让导师不满意的论文去答辩!这个决定,可以说主要是“期许”产生的力量,导师的期许,自己的期许。现在想,如果当初没有这种较高的期许,我就真不会再去重写我的博士论文。当然,我的博士论文也就要平庸的多。

  作为学术史研究者,阅读学人比较多。我的感觉,大凡学术创见能够穿越时空的学人,都有很高的期许。朋友们看到这句话,说不定会嘲笑我表明希望自己的学术创见能穿越时空。我当然不会掩饰自己的这种期许。任何一个学术工作者,都应该有这样的期许。如果没有这样的期许,就是学术吃饭者,而不是学术研究者。对于正在写作博士论文的朋友来说,高期许是高动力,也是高要求!有一定比没有强,高一些一定比低一些强。这种较高的期许,往往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产生意想不到的动力,自己去更勇敢地尝试。

  读硕士期间,就曾聆听过导师《治学的与见识》的(此文2007年刊发于《文史知识》),对我此后的学术训练影响比较大。大意是,一流的学术,需要与见识兼具,二流的学术,与见识至少有一,和见识都没有的,不是学术。而且,除了天才,大多数人的见识是要以为基础的。这些观点对我影响很深,从读硕士时起,我就比较注重的淬炼。我将清末民初这个现代中国的原生期定为我的“老营盘”,读的书,写的文,大多在这一范畴。可是由于缺少系统性,总是感觉自己不够。自觉不够,再加上看的不如忘的多,一直缺少基本的学术自信。

  2008年博士入学后,导师给了我一个明确的任务,而且是不小的一个任务——编撰《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前五十年部分。《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已经启动了多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稿。前半部分虽然有一个底子,但是尚未成形,既不是依据一手文献,又没有整理排列。我接手以后,首先是对原来的底子进行整理,然后从头增补。虽然以前读书也算下功夫,但是从接手编年工作以后,才是系统的下功夫。当时我对一些图书室图书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管理员,只要告诉我书刊名,基本上可以直奔存放架位。除了馆藏图书,数据库等资源也日益熟悉。

  2009年暑假,借了图书馆很多书,堆放在儒学中心的会议室,我请一个师妹协助我,全力开工。经过一个暑假的奋战,稿子初见成效。系统地编纂编年条目工作,一直持续到2010年读博三之后,而此稿的修改,一直持续到2013年。当时的辛劳,最近还有记忆。什么是“鼠标手”,2009年暑假有了深刻感受。学术研究有多么不易,那时候也有了更深的体会。

  有付出就有回报。我在读博士期间,编纂编年的工作是重心,写论文则用了较短的时间,尽管我发表了五篇小论文,又差不多写了两篇博士论文。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编纂编年使我初步完成了“”的。虽然不敢说1900-1949年间的大多数历史学文献我都浏览过,但是说浏览了很多1900-1949年间的历史学文献,还是比较接近真实的。

  正是有了这个“”,后来我重写博士论文时,文献方面基本未再费力寻找、阅读,大多是顺手拈来,写作速度很快,三个多月的时间,写了近三十万字。当然,这三个多月,真是无丝毫懈怠,过年也仅仅浪费了不到两天的时间。论文最后赶在截止期前写了出来,导师和答辩老师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文献供给上,还体现在见识产生上。如果不是当初编纂编年下功夫浏览了很多文献,我也不会在情急之下,想到研究“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的关系怎样”这个问题。

  见识之于文章的重要性,古人早就有很好的阐发。《文心雕龙》就曾讲:“精理为文,秀气成采。鉴悬日月,辞富山海。百龄影徂,千载心在”。见识是个的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管怎样,大家都认为,文章总要有“一家之言”或“一得之见”。所以,评判一篇文章良劣与否,之外的考量因素,首推见识。学术界有一句比较流行的话——追求有思想的学术。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要在基础之上追求见识。

  见识是个好东西,但是她的产生也颇令人苦恼。有的时候,非逼到墙角不行。当初我决定重写论文时,对面临的情况进行了一个较细致的分析。首先,已有论文的问题是问题意识不明确,所以论文写的平实常规;其次,生活窘迫,时间紧张,要力争不延期,必须在自己非常熟悉的领域重写,如果能吸收旧稿最好;再次,必须跳出旧有的思维和框架,寻找到有价值的学术问题;最后,不能像旧稿一样平铺,要力求深度和高度。这些大的方向确立后,从哪里入手呢?急的我团团转。着急了一两天,觉得这样恐慌式的着急也不是办法,必须干点儿什么实际的事,让自己思维真正动起来。这个时候,导师的再次起到了作用。王老师曾经多次说过,史学必须向社会科学学习,借鉴社会科学的观念、方法等。我既然要跳出传统史学史的窠臼,也就需要向社会科学学习。此刻既然没有灵感,何不看看社会科学的书?看看社会科学在讨论什么?研究什么?于是我去翻了翻社会学的书,翻了翻民族学的书,翻了翻人类学的书,我发现中国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点——族群。马戎等学者已经指出来了,族群意识的建构与历史书写有着直接紧密的关系。但是,感觉好像还没人结合中国的历史文本,认真论证这一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当我意识到这一问题时,恐慌式的着急立即变成了不住的喜悦。我意识到,我的“见识”产生了,我找到了统领论文的“问题”!

  随后我静下心来,对自己过去的学思历程进行了一番梳理。我发现,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的关系怎样,可以说是我此前多年隐隐约约一直关注思考的问题,但是从来未能产生清晰系统的认识。在编纂编年时,已经注意到了两个现象:清末民初历史文本,尤其是历史教科书,开篇都要谈“民族起源”,但是差异很大;这一时期很多人都在写史,写史取向又往往和取向紧密相关。此前我对“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争论就有所关注、也对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等文章击节赞叹。如今在高压之下,“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的关系怎样”这一问题竟然凝聚起来了!此前浏览过的很多材料、文章都活了起来,思考的片段也都连缀起来。我随即给李扬眉师姐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师姐也肯定了我的新想法,还帮我一块拟定了新的题目:《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实践》。后来论文出版时,仍然使用的是这个题目。因为就这个问题来说,再也想不出比这个更准确的题目了。

  现在想来,当时高压之下想到“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的关系怎样”这个问题,既有偶然,也有必然。偶然是当时去翻阅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书,怎么就翻出了“族群”,必然是看了很多文献,历史学“参校异同”的基本方法已经让我注意了这些现象,且平素也多关注历史争议问题。在最关键的时候产生了这样的认识,了我。有了问题导引以后,思想活跃,意识清楚,原来做编年时看的材料,自动归队,写作就进入了一个高产期,最快的时候,一天能写五六千字。现在想来,都觉得有些梦幻,此后再未有这样的写作体验。

  为什么说见识是论文写作的关键?没有问题意识,没有见识,材料都是无意义的方块字,散如沙子,形成不了意义。有了问题意识,有了见识,材料就都变成了有价值的学术方砖,组合成新的意义。

  有了期许,有了,有了见识,文章还不一定写得好。如果说期许、和见识是“道”的话,那么写文章的章法就是“术”。没有“术”,“道”则无以展现。文章千百种,章法各不同。不过会写文章的人,在以下两点应该没有分歧:1、写文章要讲究章法,2、章法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如果说让我列举几件对我从事学术研究影响比较大的三件事,其中之一应该是导师王学典老师手把手教我写论文。我属于写论文比较早熟的那一类学生,读本科时就写出了像模像样的论文,其中一篇发表在2004年发表在《东岳论丛》上。读硕士时也是笔耕不辍,有论文发表。但是真正开始注意到写文章的“章法”,还是源自导师的。

  读硕士时,王老师就总是我们如何写作。但是,“耳提”总不及“面命”。所以,真正让我受益匪浅的,是王老师手把手教了我三篇论文。这三篇论文分别是《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对学术史书写客观性的一种探讨》、《现代史学视野下的胡适——从唐德刚相关言论出发的讨论》。王老师会先告诉我,他怎样注意到的这些问题,已经有了哪些思考,篇章布局如何设置,该从什么地方找材料等。然后让我去找材料,感觉材料搜寻和阅读得差不多了,让我尝试着草拟稿子。由于、见识以及写文章的章法都很欠缺,这类大文章实在驾驭不了,前两篇文章我只能草拟出第一节,后面都无法下笔。王老师就对我草拟的部分进行修改,然后自己写下去。第三篇文章,我终于能拟出全文,但常不成熟。王老师每次都让我打出来,他在批注怎样修改,我看到意见后修改,再打出来给他看,他再修改,如此改了多次。后来王老师让我单独发表了。

  在王老师手把手教我写文章的过程中,结合王老师的指导,我逐渐出了写文章要有“章法”。大到如何运思,小到如何措辞,都是有讲究的。一篇文章一旦定下题目,就一定有一个最恰当的写法,就看你能不能找到。王老师传授的经验有三点对我的写作影响较大:一是运思要充分,运思充分才能一气呵成,一气呵成的文章才连贯通顺;二、写文章要凝练概括,“以论带史”(注意不是“以论代史”)颇有可取之处;三是文章写完要读,不通顺处必是应修改处。

  关于第三点,在《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修改定稿时,有着非常深的体会。2011年8月中旬开始,王老师将留校的师姐师兄等人聚集在一起,逐条讨论编年稿子。先一人读,然后大家讨论,如何概括总结,如何措辞,都要经过讨论才能定稿。虽然读得口干舌燥,但是真的有用。所以我现在指导学生写论文,感觉写的差不多了,就会要求学生把文章打印出来,找个没人的地方自己朗读一遍,最好是请别人朗读一遍,凡是舌头打弯处,都要进行修改,直至通顺。

  以上在写博士论文之前就积累的“章法”,对于后来快速写博士论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运思好了,写作就会有的放矢,有的放矢,就会写得凝练概括,写得凝练概括,就会通顺有力。当然,这并不是说我的论文没有问题。

  生活从来都是沉重的,学术也如此。或许只有经历沉重的生活,才能产生厚重的学术。不然司马迁也不会在《太史公自序》里絮絮叨叨写出“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那一段话。这是一段饱含着生活苦痛的话,也是一段高度期许的话,其中可见太史公的、见识和章法。

  所以,对于正在写作博士论文的朋友们来说,即使不能昂扬奋进,也得人生。没有救世主,也无乌托邦,无论是追求纯粹学术,还是希望借助学术研究改变自己命运,都绕不开的是付出汗水与心力,写出一篇优良的博士论文。只有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写出了优良篇章,才能去谱写说得过去的人生。漫漫兮其修远兮,所能做的只有:!努力!奋斗!

  

毒理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