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普遍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以将学生培养成为有知识、懂技术、会思考、有能力、有的现代城镇居民为根本出发点，推动城镇化进程中人的城镇化，促进城镇化由物质层面层面。基于现象学的观点，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最核心的要素是培养学生真正的智慧。智慧既不是指学生记住的书本知识，也不是指学生经过训练掌握的基本技能，最重要的在于指导学生如何思考，通过“思”形成成熟的人生观与世界观［4］。从现象学的视角来看，当前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明显偏离了合作的原有轨道而更多地指向功利的目的。职业院校推行校企合作模式是以“顾客”需求为导向，关注地方需求与市场需求，旨在通过合作更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将学生培养成为畅销“产品”，促进学生的就业。职业院校的培养目的忽视了学生的需求，偏离了“以人为本”的教育，导致学校“育人”功能的缺失。企业作为盈利性组织，其合作目的在于利用学校的免费劳动力获得利润。在校企合作中，学生不是作为一个学在，而是作为一个有利用价值的工人存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在其实际合作过程中没有以培养学生的“智慧”为根本目的，目标定位的偏颇削弱了学生的主体性，阻碍了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使学生成为一个知识的容纳器。
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既能促进职业教育办学质量的提升、培养优秀的城市建设人才，又能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各地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呈现出一幅蓬勃发展的景象。现象学提倡“面向事情本身”，要求人们抛弃先入为主的观念，直接面对思考对象本身。在胡塞尔看来，人们在认识对象之时，容易受原有观念与外在的影响而无法真正地认识对象，应采取悬置的方法而直达事情本身［5］。从现象学的视角审视当前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事实，二者之间的联动有名无实，契约保障如同。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仍停留在表层的互动合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趋同。职业教育肩负着“育人”与“服务经济”的双重任务，与普通教育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职业院校的最初发展是以普通教育办学模式为蓝图的，一直受其办学模式的影响，不能完全立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不能适镇化进程带来的就业方式的转变与行业的发展需要。二是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结构的匹配度不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产业空间布局调整，对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人才培养规格与规模提出了相应的要求，然而职业教育的滞后性与前瞻性不足导致其无法适镇化发展的需求。三是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过程中，行业、企业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参与度不高。学校与企业间的合作项目也多由职业院校进行策划，两者虽然订立契约保障，但多流于形式，没有起到实际作用。
从胡塞尔现象学角度来看，职业教育和区域经济作为两个不同的主体，各自有着独特的特征、行为态度、价值观念以及思考与组织生活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彼此分隔、相互对立的两个不同的世界。促进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从陌生世界转向交互世界，推进两者之间共同文化的生成是职业教育和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重要支撑。胡塞尔认为分享同一个文化世界的人可以看做是家庭同志的关系，他们一起成为文化的建构者，分享同一个世界，养成共同的与习惯［6］。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共同文化的生成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重要前提条件。当前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处于一种“阈限”的关系，两者之间的互动由于短期利益的，导致文化间的差异，使得学生成为学校里的陌生人、企业中的旁观者。职业院校在培养学生时以企业需求为导向，过分强调对学生专业操作技能的培养，忽视了对学生适应能力、价值观、综合应用能力等方面的培养。学生以学徒身份进入企业，难以融入企业文化，感觉自身处于“局外人”的尴尬境地，缺乏归属感。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间的合作缺乏共同文化世界的建构，两者间共同文化的缺失造成学生难以真正实现从学校到工作场所的过渡，不能真正践行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联动发展，从而不能达到合作“双赢”的目的。
推动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办学是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途径，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关系的建立基于双方各自“利益”的驱动。但是，由于企业的终极目标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职业教育的根本在于育人和提供社会服务，二者的差异导致利益的冲突。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促进经济的转型、产业结构的调整，职业院校要提高自身的办学质量，则需要主动寻求与企业的合作以适镇化带来的挑战。学校要培养理论知识过硬、实践技能强、符合经济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实现其育人功能，需要企业的介入。企业发挥在“技能培训”与“需求导向”方面的优势，在合作中为职业院校提供资金、师资、设备等支持，成为职业院校发展的“投资者”。另一方面，企业在与职业院校合作过程中缺乏合作的内驱力，导致“搭便车”现象严重。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共同培养人才不仅需要一定的成本，还承担着“为他人做嫁衣”的风险。企业认为参与校企合作自身收益较少，难以在短期内获得效益。企业为使合作风险最小化，只在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为职业院校提供帮助，企业与职业院校之间仅仅限于表层合作、虚假合作。
在推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过程中，地方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升职业教育的办学品质与人才培养质量，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立足整个区域公共利益的发展。从社会大局出发，关注经济发展的动态与长远发展的目标，对经济转型以及产业结构调整进行宏观调控。为提高企业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地方要能够给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提供相应的补贴。企业作为一个以创造更多利润为旨的个体组织，主要关注企业自身的发展与短期内的经济效益。企业在校企合作中除了给予的实习资金补贴以外，同时也希望在税收方面获得更多的优惠政策。税收作为衡量一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地方轻易不会给予企业更深层次的优惠，从而双方产生利益的冲突。此外，由于企业的短视性和逐利性，企业在运作过程中只关注眼前利益，往往会采取以或者损害其他组织的行为来获取利益。新型城镇化不以生态和为代价取得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行为地方的主导意向，与产生分歧与矛盾。
与职业院校之间的利益博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职业院校作为公共部门，其发展依赖于的支持，希望能够在资金与政策方面给予更多的优惠。则希望职业院校自身能够主动寻求发展而不是被动地等待支持。与职业院校有着共同的发展目标，即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职业院校寻求自主发展的积极性较低，职业院校更多地是消极等待。从职业院校的层面来看，职业院校作为公共服务机构，通过培养合格的现代城镇居民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对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地方会主动扶持职业院校的发展。但职业院校的“等待”策略阻碍着职业教育的利益最大化。第二，职业院校与之间还存在管理与自主发展的冲突。职业院校的发展依赖于，需要满足的政策要求、服从的管理，但同时还肩负着学生的需求与市场的需求及自主发展的要求，管理过度会影响职业学校的发展。
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应从工具层面价值层面，学生需求与市场需求相结合的价值。在查尔斯·泰勒看来，“工具主义指的是一种我们在计算最经济地将手段应用于目的时所凭靠的合。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获比率，是工具主义成功的度量尺度”［7］。在工具的主导下，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更多地关注市场发展需求，注重获取经济效益，导致学生内在需求与市场需求间的割裂。学生内在需求与市场需求相结合是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前提条件，主要包括三个具体层面。首先，关注学生的内在发展需求。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有的需要、安全上的需要、情感与归宿的需要、获得尊重的需要以及实现的需要。学生的内在需求不仅仅是就业需求，学校还应关注学生的情感需要、获得社会尊重以及实现的需要。其次，关注市场的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发展对人才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社会的发展需要更多懂技术、会思考、有智慧的新型人才。职业院校要想真正与企业合作，必须在人才培养规格方面能够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最后，实现学生需求与市场需求的结合。职业教育在面向市场需求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学生内在素质的培养，注重培养学生掌握企业所需的能力与知识，人才的可持续发展。企业也应给予学生必要的尊重与情感关怀，帮助学生在企业中获得归属感，提升学生的能力素养，服务于企业经济的发展。
、企业与学校作为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的主要参与者，构、企、校合作共同体是实现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基本途径。合作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三方找准自身定位，各司其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将三股分散的力量聚集，从而形成一种“合力”。在合作共同体中扮演着总指挥的角色，是企业与学校合作的宏观调控者。基于对职业院校与市场经济的意图与需求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为职业院校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创造适宜，将所获得的信息反馈给职业院校与企业，增加双方的契合度，为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提供政策支持与条件保障。企业在合作共同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企业的人才需求影响着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规格。在合作共同体中，企业应该积极参加校企合作，主动深入学校，由表面合作更深层次的合作。双方可以通过建立实训和开展合作项目实现校企合作办学，为企业培养合格的技术人才，发挥职业院校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智囊团的作用。职业院校在合作共同体中起着主体作用。职业院校是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的主要推动者，应紧密联系企业发展的现实情况，在办学模式、专业设置以及人才培养方面主动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要找到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动机，主动寻求与企业的合作，促进学生就业与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建立灵活有效的联动发展机制是推进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重要保障，主要包括利益分享机制、协商交往机制与监督保障机制。三大机制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协商交往机制旨在找到利益共同点，共同利益是三方合作的前提;利益分享机制是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强调利益的差异性;监督保障机制充当的是“无形的手”，以合作的顺利进。协商交往机制最初用于、工会与企业三方的劳动关系领域。将劳动关系中的协商机制移植到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中去，主要指、职业院校与企业三方的合作机制。根据社会的变化与经济的发展制定政策时，通过与职业院校和企业沟通交流使其参与决策。三方通过协商找到“利益共同点”，更好地促进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联动发展。利益分享是一种新型的经济观，基于社会主义经济主体与经济利益的多元性，强调个体的差异性［8］。由于各相关主体参与程度的不同、所做贡献的不同，所创造的利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利益分享机制打破原来浑水摸鱼的局面，多劳多得的原则，根据参与主体的贡献决定其所获利益的多少。利益分享机制的建立促进了相关主体从利益冲突转向合作共生。
监督保障机制的行为主体主要针对而言。需要为校企合作搭建有效平台，既保障学校育人功能的实现，也能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要对积极参与合作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资金支持等励措施。另外，应该监督企业，避免出现企业“搭便车”的现象，明确在校企合作中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为校企合作建立严格的标准，监督保障机制的构建旨在促使校企合作由驱动自主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