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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志英:中国的“第三次经济”来了——《剑桥中国经济史》作者乐观预言

※发布时间:2019-5-30 16:58:41   ※发布作者:habao   ※出自何处: 

  直到20世纪60年代,历史学家们仍然还在以历史变革目的论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历史,以为“”之进步,要么会引发资本主义,要么则通向社会主义乌托邦。

  但正如我在其他著作中所言,无论是以韦伯的术语,将中国历史解释为“官僚封建主义”的一种特有类型,还是以马克思的分类方式,认为其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一种,和亚洲的研究皆将中华帝国视为一个静态的社会,那些的周期更替,在的一片死水中掀不起一丝涟漪。中华帝国社会与经济的稳固性,通常归因于历朝历代及其主要社会阶级——“士绅”的寄生本质。

  虽然中华帝国总体上被认为具有“东方主义”的基本特征,但是其独一无二的延续性,却可能源自士绅阶层对机构、土地所有权、知识生活以及文化等极为长期的主导。

  例如,相对于中世纪欧洲君主、军人、神职人员、诸侯和城市企业之间社会力量的分散,中国的士绅垄断了、经济以及文化的权威,能够化解包括商人、军官以及知识等在内的任何叛乱组织的挑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看来,士绅的延续性,维系了封建的财产所有权以及生产关系,使得食利精英阶层得以坐享其下农民家庭的生产剩余。但因为“封建主义”这个词与马克思主义存有关联,美国学者均使用这一概念,然而他们的“传统”中国社会范式,本质上同样是一种对经济惯性的描述。

  对中国固化论提出最有力挑战的是日本历史学者。内藤湖南1914年首先提出,中国的和社会于公元8世纪至12世纪出现了一次根本的转型(即“唐宋变革论”),在这期间,贵族,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为的,以及一个自治程度更高的乡村社会。内藤的学生宫崎市定在1950年的《现代东亚史》一书中,将中国的唐宋变革同文艺复兴相提并论。他认为,这两个时期不仅都展现了社会与文化的化及哲学的,也都了城市、商业的崛起,以及财产与劳动力处置权的建立,而这些都是现代世界形成的标志。

  相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则将唐宋变革视为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超越古代奴隶经济的历史时期。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封建主义与中世纪欧洲,或者日本的那些真正的封建主义不同——由于家庭、家族、乡村以及行会中的法制度具有不可避免的性,中国的封建主义阻碍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前现代经济在概念化上的关键突破,出现在10世纪60年代。斯波义信关于中国宋朝(10世纪到13世纪)商业经济的权威研究,是中国研究开始突破历史线性概念,转向经济生活诸方面的重要标志。斯波以细腻的笔触,重现了宋朝在交通、农工生产、市场、城市结构、商业企业以及信贷和金融方面的各种创新之举,而正是这些创新促成了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

  正如斯波所言,在宋朝,中国形成了区域、全国以及国际市场,商品交易范围也从粮食、食盐以及木材等必需品,扩展到新的消费品(茶叶、糖以及瓷器)以及奢侈品。不过,虽然斯波的研究聚焦于私人商业以及商业资本,但他并不认为市场经济的崛起预示着资产阶级的出现。与此同时,郝若贝(编按:1932~1996年,美国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大学教授。著有《750—1550年期间中国的人口、和社会变迁 (1982)》等作品)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煤炭和钢铁行业的争议性论文,进一步确证了市场需求之于工业发展的重要性。

  郝若贝的研究,宋朝的大型企业运用高炉与焦化等当时还未掌握的技术,创造了惊人的钢铁产量。虽然主要是关注城市市场(尤其是北宋首都开封)对铁制品的需求,郝若贝也不忘强调宋朝的贡献——正是其所创造的和平内部、稳定的货币制度、交通设施以及可预测的经济政策,降低了风险,促进了私人投资。

  伊懋可吸收了斯波和郝若贝等人的开创性研究,并在其1973年发表的重要著作《中国历史的模式》中,对中国的前现代经济提出了一种更具野心的解释。伊懋可将其对中国历史的分析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以帝国的军事以及财政能力为重点,分析了中国自帝国早期到14世纪的经济学主要特征;第二部分是所谓的8世纪至13世纪“中世纪经济”,其重点是令农业、工业、商业以及城市出现前所未有发展的技术与制度变迁;第三部分则分析了中华帝国在晚期(自14世纪以后)的经济增长趋缓与技术发展的停滞,其结果就是导致了他所称的“量的增长,质的停滞”。伊懋可认为,在14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转折点,其中三大变化或者说逆转,阻碍了中国在物质与上对技术创新的进一步投资:

  (1)自明朝开始的主动海上禁运,导致中国与外国的接触与贸易减少,这使得中国的国际贸易中断,还削弱了海军,阻碍了国家认同的发展;(2)中国边疆的“拓殖”与移民出口的关闭,导致劳动力与土地的比率进一步恶化,进一步打击了劳动力节约型创新;(3)了对自然界以及世界的哲学的兴趣,阻碍了“科学”的出现。尽管帝国晚期(尤其是1550~1800年)也出现了诸如农奴制、农村贸易与工业发展、经济组织规模扩大等重要的进步,但中国仍旧陷入了一个技术发展的,断绝了出现工业的可能。

  伊懋可的著作并非一部详尽的经济史,但是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变化,以及为何中国没有诞生工业所引发的那种转型,这本书的确提出了一种大胆而新颖的观点。同样重要的是,伊懋可还提出了中国的“中世纪经济”这一概念,这既了社会科学的普遍分类,也对西欧的历史经验优先的普遍假设提出了挑战。

  对伊懋可认为中世纪经济之后,中国经济仅有量变增长的判断,研究晚近中华帝国历史的学者回应道,其实从16世纪开始中国发生了“第二次经济”,其特点是:对劳动力的消失,私营企业的发展超越了国家的经济管制,农村相关产业取得发展,市场在空间范围上不断扩张,私人贸易以及公共财政的货币化水平出现提升,对外贸易额上升,人口规模以及经济产出都急剧增长。

  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共识认为,自宋代之后,市场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强,但是,许多学者仍然伊懋可的观点,认定中国帝国晚期的经济于某种形式的结构均衡之中,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转型。与斯波义信、郝若贝以及伊懋可将研究聚焦于商业发展不同,赵冈和黄智等在美华人学者强调了小农经济的固有局限性所带来的效应。赵和黄认为,那种以家庭生计为目的的农民生产模式要想保持延续,就必须劳动力节约型技术创新以及资本密集型农业的形成。

  用黄智的话来说,土地和市场机遇的获得,颇具地强化了一种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有增长无发展”的“过密化”。另一位华人学者邓刚指出,农民家庭的“绝对”土地所有权至关重要,是形成结构均衡的关键所在。在他看来,自中华帝国之始,这种结构均衡就与中国的发展相契合。邓刚认为,思想、帝制以及土地所有制之间的连锁效应,对于经济稳定、商业扩张、人口增长、军事安全以及让过上体面甚至富裕的生活等,都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这种从根本上以土地为基础的制度,也阻碍了转型变革的出现。

  中国经济受农民生产方式的这种提法,遭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者的质疑。在他们看来,农民家庭一直被勤俭节约的规范,在一个运作顺畅、充满竞争而且大致不受干预的市场中,它们实际上非常积极地回应了价格要素的转变。虽然前现代科技的局限——尤其是在交通方面——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潜力,但在1870年之后,交通、信息以及技术的改进,促进了区域和国际市场的发展(起码是部分具备有利条件的区域),而这促进了真实收入的提升以及持续的经济增长,一直延续至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及日本侵华。

  “过密化”的观点也遭到了李伯重的质疑,与伊懋可认定明清时代中国完全陷入科技发展停滞的观点不同,李伯重认为中国的农民一直在持续创新,他们开发新的农业技术,并且将家庭劳动力投入手工业,在整个帝国晚期,这些举措增加了农村家庭的收入,亦促进了农村的繁荣。

  对于中国农村经济性质的争论,最终落在了一个问题上:它是应被理解为以小农经济和独特的“农民”心态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独特历史经验的产物,还是与之截然相反,它仍然遵循着经济行为的普遍,其中的农户像企业一样,在有效地回应市场激励?

  在20世纪90年代,寻求突破这一明显僵局的研究,导致了中国经济史“学派”的诞生。学派从世界历史视角出发,将比较经济史的分析工具应用于中华帝国晚期的经济研究之中,对长期以来认为的制度、文化以及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具备固有优越性的假设提出了挑战。彭慕兰在其颇具争议性的著作中提出,是“大分流”导致了工业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地方,同时提出了制度差异是否会导致经济表现上的不同结果这一问题。

  彭慕兰主张,在前现代时期,尽管制度的基质存在差异,但当时经济上最为先进的地区,无论是欧洲的英格兰、荷兰,中国的长江三角洲,还是印度孟买以及日本东部,无不在根本上具备亚当·斯密所认定的经济增长动力:市场的扩大以及劳动的分工。彭慕兰因此黄智的“过密化”模型,因为在前者看来,中国的农业家庭与企业组织一样,都有效回应了土地、劳动力以及资本的市场定价。

  与此同时,彭慕兰还着重指出了斯密动力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局限性,以及进一步发展的愈加受限问题。由于自然资源枯竭等主要原因,到18世纪末时,全世界所有的经济发达区域都遇到了相关的难题。现代经济增长的突破口并非来自斯密动力的进一步扩张,而是来自英国所具有的独特优势:殖民帝国的广大使其突破了资源,能源(燃煤蒸汽技术)则成为工业的真正基础。

  毫无疑问,在过去15年间,彭慕兰及其他学派历史学者就“大分流”观点所产生的剧烈争论,一直是比较经济史界最为热门的讨论话题,同时也成了创新性研究的最重要催化剂。学派的最重要影响,在于它在对比欧亚以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制度及表现时,一直强调精确度和一致性,而这也将是这一学派为后世留下的一项不朽遗产。为了回应彭慕兰的“大分流”论点(其中多数的回应都是试图对其进行反驳),经济史学家极度重视通过对经济表现的定量测度来验证观点。

  结果,近期以比较历史视角展开的经济史研究,多数都将研究放在了具有量化可行性的主题及时间段上(当然,正如我们所见,这样的研究极大地受制于的局限性)。于是,这些研究就很少关注18世纪以前的中国经济史。此外,出于一些尚无释的因素,经济学家似乎比历史学家更为关注“大分流”,而且,在学派的学者之外,由“大分流”所引发的研究大部分都来自亚洲和欧洲的学者,而非的学术圈。

  关于“大分流”的争论使得中国经济史研究获得了新的关注,但近来的比较研究过窄地关注某些特定制度,以及太过专注于量化,却使得学者失去了对中国经济及其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认识。制度的价值都具有特定性这一事实未受到足够重视,没有任何一套制度可以在所有的历史条件下取得最优效果——彭慕兰着力强调的这一点,实际经常被忽略。本书的目的,在于从中国经济的角度讲述中国经济的故事。

  或者换句话说,以经济生活的角度来中国的历史。如今的中国历史研究者和学生,包括比较经济学的历史学者,都缺乏中国经济史的基础知识。一般的中国经济史一直由中国出版,其中最权威的或许是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由11位编辑编撰的16卷《中国经济通史》(2007年第二版),但这些著作多数都陷于马克思主义范式的窠臼,几乎未采纳任何学术观点,连日本的学术观点也只是零星提及。

  令人惊讶的是,在过去半个世纪,日本学者竟然极少有人对中国的经济史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一本最近由冈本隆司编辑的著作,对从新石器时代到1978年经济间的中国经济史进行了有力却简短的梳理。不过这本书除了个别地方之外,几乎只在讨论日本的学术观点。伊懋可的《中国历史的模式》的出版虽然已超过40年,但对于不懂汉语和日语的学者和学生,这本书仍然具参考价值,而且是重要的参考。不过,伊懋可的作品毕竟不是一本综合详尽的中国经济史著作,而且书中很多的内容也早已过时。 未完待续

  本文选自万志英《剑桥中国经济史》中文版引言,刊发时文字及标题本版编辑谭洪安略有调整。感谢大学历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先生、大学文研院特别是邓小南院长的大力支持。我的换夫经历

   文章来源于博贝棋牌850游戏

关键词:中国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