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富网讯 （巴尼）2018年是中国40周年。40年来，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40年来的经济成就，也蕴含着中国经济学人的求索和贡献。
日前，《经济大国的寂寞？——诺贝尔经济学何时花开东亚》一书在京出版发行。中国财富网专访了该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黄晓勇教授，他着重就“中国的经济奇迹和经济研究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我们是否已经有了原创性的具有世界贡献的经济学研究”等话题分享了他的看法。
黄晓勇：在中国的过程中，由于绝大多数的领域都与经济学相关，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经济学家的政策乃至制度设计很多时候会起到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作用。与此同时，其他社会领域例如教育、医疗、社会公共服务等领域的，也会受到主流经济学的巨大影响。因而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家的一些观点在中国的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时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最近中央拟表彰的百名杰出贡献对象，其中就有几位经济学家上榜，比如厉以宁教授和林毅夫教授，也说明了这一点。
厉以宁教授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理论的学者之一，参与推动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主持起草《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参与推动出台“非公经济36条”以及“非公经济新36条”，对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林毅夫教授则自主创立并实践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为我国经济学理论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际上亦有积极影响。他参与了国企、金融及电信体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全球化、粮食和“三农”等重要政策的制定。
很多人之于诺贝尔经济学的落寞心情，大致包含三个意思：一是中国经济发展那么快，那么好，成功背后一定有中国经济学的重大贡献，因为经济学本来就是经世济民的；第二是认为，中国界经济学领域的话语权与中国目前界上的经济地位极其不相匹配。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已经基于中国的经济奇迹提炼出了具有创新意义的经济学理论，例如新结构经济学等，而这些研究及其目前被国际的主流经济学严重忽视了。第三点是认为，诺贝尔经济学是经济学领域的世界最高项，获得该项，无疑对获国的经济学发展是最好的褒。中国人至今没有获得该项，当然颇有些“酒香仍怕巷子深”的味道。
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大发展，经济学教育，经济研究，经济学人才的培育，在以来，的确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对此，我们需要全面、客观地认识它。所谓全面客观，一是要认可这得之不易的进步、进展；另一方面千万不能自满，不能以为我们的经济研究已经很完美，已经有了重要的理论创新并对世界作出了贡献。中国经济学方面取得的成绩，基本上尚在引进、吸收、消化现代经济学的过程中，而在方、在理论架构等方面还没有重大而成熟的创新与建树。
中国财富网：从诺贝尔经济学的获者来看，美国的学者和研究机构占了绝大多数，呈明显优势，这是为什么？
黄晓勇：从诺贝尔经济学的评来看，它进一步确立了经济学的美国色彩。虽然经济学是一个全球化的学科，但近些年来美国的学者、美国的研究机构，以及美国人关注的研究主题几乎垄断了整个现代经济学的话语体系。
从获者的国籍来看，美国获人数是其他国家全部获者人数的约2.5倍。从获者所在的大学来看，绝大多数为美国的大学，其中大学获人数最多，其次是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和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美国之外获最多的是英国剑桥大学，有5人获，第二位是挪威的奥斯陆大学，有2人获。
美国是当今世界经济学研究的高地。美国学者，包括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学者构成主流经济学的主体，而非美国学者和在其他国家从事研究的学者在不知不觉中被边缘化了。不仅如此，美国的经济学还通过包括大学、哈佛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学术和为更多的学校、地区和国家培养人才，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美国色彩还体现在美国的经济问题、经济研究主题成为目前世界上经济学的研究主题。而很多国家一些普遍且非常重要的经济问题，在美国本土经济学家看来，算不得大问题，因此在经济学研究中没有受到足够的甚至是应有的关注。
对于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其经济研究的主题等很少受到主流经济学的关注，堪称经济学研究的边缘地带。这些国家的经济研究和理论若想获得诺贝尔经济学评委会的青睐，难度自然非常之大。
中国经济这些年的迅猛发展，尽管已经是全球瞩目，并界经济格局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关于中国主题的经济学研究，却仍然是极为边缘的角色。经济学者甘犁对2015年到2016年6月发表在全球经济学前五的刊物和金融学前三的刊物上的文章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共有20篇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论文，只占发表总论文数的1.8%。这20篇论文共有54位作者，只有7位是工作全职在中国，有18位是在海外工作的中国学者。此外，这20篇论文中，只有3篇是关于中国特有问题的研究，17篇是拿中国情况检验国外的理论。
黄晓勇：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耳熟能详，中国的经济学发展似乎大体上可以借用这个词语，即仍然处于“经济学研究的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一个表征就是，我们无论在经济学的教育、人才培养、经济学的研究等方面，与美国的经济学相比还非常的薄弱。
中国很多高校，经过20多年尤其是最近数年大规模引进海外学者，经济金融学科的教育已经国际化；经济金融等学科的学术研究也相当规范化；国内年轻学者很多也能跟国外同行对话，差距在缩小，书中就此做了比较充分的阐释。虽然整体上差距在缩小，但是仍然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一个具体表现是，中国高等院校和智库鲜有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和系统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经济学教材，在国际顶尖级的经济和金融学术刊物上，甚至还很难看到中国本土经济学者写的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术论文。
例如，国内大学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大多是采用英文原版教材或其中的译本。国内目前还缺乏自己编写的能够系统介绍现代经济学的许多基础理论和前沿课题的足够与国际教材媲美的教材。这一方面说明我们还非常落后，其次，直接使用美国教材，由于缺乏对中国的研究和案例，使现代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之间缺乏直接联系。
初级阶段的另外一个标志是，经济学思想的市场还非常幼小，甚至在迄今很长一段时间，缺乏基本的学术探讨和争论。经济学思想的市场竞争还有待培育与发展。
黄晓勇：从经济学思想史的角度看，经济学研究已经历了数次。作为经世济民之学，经济学每一次的理论上的大发展，都是回应现实中的大问题。如今，我们或许正处于一个经济学新发展的前夜。因为，一方面网络经济等新经济领域和模式爆炸式发展，另一方面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发展前景尚不明朗，整个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金融风险剧增。第三，中国的经济经过了近四十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经济大国，解释中国的发展，以及回应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都对当代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在中国有巨大影响的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罗纳德·科斯曾对中国经济学家说：“中国有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那么多优秀的经济学者，哪怕只有一少部分人去关心真实世界，去研究分工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就一定会改变经济学。我始终对中国寄予厚望！”
从目前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发展状况来看，一场经济思想经济理论的新或许已在酝酿。那么这场会最先出现在哪里？出现在何时？可能会带来什么？那里是否会有中国人的身影？我们期待着中国的经济学人，基于更扎实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以及结合我们经济实践的经验与教训的深刻总结，提出具有深刻科学思维和广泛价值的经济理论，在整个经济学的交响乐中奏出属于中国的动人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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