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的学基础研究相当薄弱，远远不适应发展和学术进步的现实需要，在某些方面甚至面临危机，相信在座的人都负有推进中国学基础研究的责任，都希望对推进中国学基础研究做出努力”，在这场会议上，总主持人俞可平说。早在宣布辞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一职、赴任北大时，他就曾向吐露自己的忧虑：“我们不要说界上有影响，（就说）在国内能够产生影响力的理论有多少？”
俞可平说，他主持下的北大中国学研究中心将重视三方面的研究：“一是基本理论——包括哲学、思想、中外思想史；二是的基本制度，包括制度史研究；三是未来发展战略——不是3至5年后的战略，而是10年、20年、50年后的发展战略；不仅要关心中国的发展，还应该关心整个人类的发展战略。”
这是一场足以激发学者们讨论的会议。俞可平在会上透露，原本这只是一个15人规模的小型座谈会，因为有更多学者闻讯后主动报名，发言坐席增多，每个人的发言时间也被压缩到10分钟。整整一天的会议，实际发言的学者达到了25位。
“中国学是在‘学到底有什么用’的疑虑声当中恢复重建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工作一直朝着‘有用’的方向卖力气，这样就造成一个结果：中国学就像一棵树，根子没有长牢的情况下结出果实，没有基础研究的时候，就追求实际应用的大繁荣。”在忆及中国系科1952年被取消、1983年被恢复的历程时，72岁的大学教授宁骚直言不讳。
“我们这一辈人，是以后比较早接触学的，现在一晃30多年过去了——也许印证了一句古训，‘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困惑越来越多，很多基础性问题至今也没有搞清楚。”复旦大学教授桑玉成的“困惑”，也是许多学者表达的主题。
他们既关心学基础研究应该关怀哪些领域，也反思各种研究方法、研究思维的误区。有人表达对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的期待；有人坦言对学术界分化和共识难求的焦虑；有人感慨社会上时不时冒出的奇谈怪论和所谓“创新”，冲击着常识和伦理的底线，甚至“很多教材编出来逻辑都是错的”；有人揶揄“上折子”、“当帝师”成风，基础研究却乏人涉足；还有人忧虑现在的国内学界“国家主义”谈得太多，“世界主义”谈得太少，“特殊性”谈太多，“普遍性”讲太少。
一般来说，“学基础理论”研究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主要指学二级学科及所有分支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而狭义的学理论研究，主要是指“学理论”这个二级学科——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学基本理论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社会主义和中国的基础理论研究、思想和中国思想研究等等。
30多年来，我们的学基础理论研究取得巨大成就，广义上的基础理论研究，即学各个领域和分支的基础理论研究都取得丰硕。……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深入，现在确实需要基于既有成就，深入切实总结、研究和进一步推进。
燕继荣（大学教授）：过去说学就是“探讨生活的构成”，什么是生活的构成呢？学过去关注的是和国家层面的问题，现在还有一个中观层面——社会建设层面，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社会治理、社会建设，还是要回到学主流话题当中来。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社会科学不同于人文学科，后者谈的是“”和“好生活”，社会科学回答现实问题。社会科学一走来，是对特定国家、历史和问题的理论化回答。各种“主义”其实就是对当时重大社会危机的回答。
例如国家从古典主义到神权主义，到绝对主义，之后是我们熟悉的主义，再之后出现了社会主义、保守主义、新主义、新保守主义……知识论一直在演变，是相互斗争、相互否定的演变……（同理，）最能衡量中国学水平的，是对中国道的回答。
桑玉成（复旦大学教授）：学的是什么？（拿经济学来说，）经济发展、财富增长、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升，经济学界认为也有他们的贡献和努力。同样的道理，学也应该致力于人民生活的改善，致力于社会生活的建构。
为了理解和评估秩序，传统学的历史和哲学的方法都非常重要。最近几十年，学过分强调科学的方法、的方法，忽略了哲学的和历史的方法，从而导致学对一些重大的问题，如苏联解体、伊斯兰激进主义崛起等，缺乏预测，甚至缺乏理解。
王丽萍（大学教授）：表面上看，作为一门学科，学关注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话题，谁都有资格参与讨论。于是，学似乎成了一个准入门槛很低、学科专业化程度也很低的学科——尤其是跟社会学、经济学等相邻学科相比。
学专业领域的研究者，与没有接受过学科专门训练的其他人，可能关注的是共同的经验对象、讨论的是共同的问题，但专业研究者的思考和见解，应该为理解现象提供一些具有规范性、分析性或是经验性的命题。这是我们这个学科的和目标。
丛日云（中国大学教授）：在基础理论领域里，中国学如何作出创新和独特的贡献？应该注重对我们国家独特的经历的研究，也就是史的研究。目前在我们的学科体系里面，有制度史和思想史，但是没有史，这是不合理的。我们需要通过对中国史的研究，特别是对我们所经历的事件进行反思，从我们个人的生命体验和中总结和出学理论。
想想人经历一场法国大，对整个19世纪的思考产生了多大影响？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主义，人对人性和现象的认识深化了多少？人说“奥斯维辛之后”，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人和，但经历过中国的奥斯维辛之后，我们却没有产生与这种经历相称的思考。
蔡拓（中国大学教授）：首先，中国学基础研究现在面临一个核心问题是反思国家主义，尽管“国家”是学研究最核心的一个东西。我们应该去研究研究近百年来，“国家”在中国发展进程中到底怎么定位，国家主义是怎么发展演变的。目前很多学术争论焦点都无法摆脱这个问题。
其次，我们应该全面评析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关系。我个人感觉，目前我们学术界谈“普遍性”少了，谈“特殊性”多了，中国现在的“特殊性”研究过于膨胀、迷恋，应该反思。此外，我们还应该探究世界主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在全球化时代，共同性的研究常重要的。
薛澜（大学教授）：学术共同体对于学科的发展、基础理论的产生非常重要，现在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学会、学术期刊过于行政化的现象，这常普遍存在的。学要和应用领域之间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学不能完全脱离实际，但是太实际也无法发展。
周（大学教授）：40年代、50年代、60年代的学者应该反思一下，20年代、30年代的学者留给我们的知识遗产是什么？我们又将留给下一代学者什么知识遗产？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有学术，但是缺少思想；有对策，但是缺少理论。核心是什么问题？就是缺少原创性研究。学现在所有研究这么多的，但是原创性研究不够，这是需要分析的，包括因素和商业压力。
从人类的整个发展来看，在所有发展进程中，在各种不同模式的道中，一定有普世共同的东西。我们确实应该在学术上、理论上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不能把这个问题化，也不能把这个问题纯学术化。这个问题不解决，对中国发展很不利。
燕继荣（大学教授）：很多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公共课里经常有人发表让我们吃惊的“创新”观点。我们不能放弃这一块的研究，要研究清楚，放在国家主义、社会主义、个人主义下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社会主义有什么发展变化，社会主义未来是怎样的，通过学术研究，给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界正本清源。
首先，传统的学研究多以国家、、政党、阶级等为对象，他们的工作则把研究对象“非化”——或者说在研究中扩展了“”概念的外延。比如社区研究、住宅区业主委员会研究、城市新移民及其子弟社会化的研究，这些都和传统意义上的学研究主题有相当的差异。
其次，他们重视学这个学科的“科学化”进程，强调经验层面的描述和分析，或多或少地忽略研究中的思想与价值的维度。技术的使用重于理论的阐释，统计的逻辑重于的逻辑，数据的铺陈重于关系的论证，文本的安排相当精致，文论的结构意蕴却不无模糊。这可能是“科学化”进程前期不可避免带来的特点。
第三，他们强调以及于微观的分析和总结。从小口径进入论域的研究策略也不错，但论文的意识不强——所谓“意识”并非指“大”，而是指研究中的厘清前提、界定概念、关系、抽象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理论。这方面的偏颇导致一些作品的格局不大，分析显得过于琐屑，观点多半湮没于数据之中。
30多年的和学重建，我们和这个时代一起走过来的学者，自然应该看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数百年”（其实就是几十年甚至就几年）的历史规律，我们有自己教育和知识结构上的局限，我们应该承认，技术、量化、经验的方法可以大大改善学研究的品质，从而使我们和国外的同行能够在一个知识普遍性的基础上对话。但我们这一代人仍然是可以做一些对学有绵薄贡献的事情。
王丽萍（大学教授）：中国学的追赶特征非常明显，在短时间内接受了大量来自异域的知识，这对于后发的中国学来说，当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同时应该看到，对这些理论及相关方法和研究径的理解和接受，常常脱离了它们产生的现实背景和基础，因而对这些理论、方法误用的情形就常会出现。
张小劲（大学教授）：（学基础研究应）基于两个维度、两对关系。实践问题对于理论问题，科学方法对理论方法，这两个维度交叉形成四个象限；核心与外围，基础与上层，两对关系相对于我们今天讲的学基础，更多的是核心与上层的研究。划分好两个维度和两对关系才能理解基础研究更宏观的视野，更的比较。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基础问题。
王续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历史思维”在学基础研究中有很重要的意义。“历史感”是学研究中最基础性的东西；……历史思维中的变化思维、思维、细致的逻辑，以及历史的严谨表达，都可以与学研究结合。
景跃进（大学教授）：1990年代，我做村民自治的时候，真的期待村搞好了，可以搞到乡，县搞好了可以到市。后来发现整个过程和想象的不一样，基层问题比自己想象的复杂。我反过来问自己，我对这个体制真的了解了没有？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的弹性究竟有多大，改良的空间有多大？可持续性究竟有多强？
胡伟（上海市委党校教授）：中国学研究目前需要再规范化，以前我们有点规范的理论，但是这几年规范的东西太弱化了。中国学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规范”，这些概念在中国很混乱。什么是“”，已经说不清楚，学界一百个人一百个说法，现在没有共识，没有规范的东西就很麻烦。中国学要为中国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
施雪华（师范大学教授）：在中国，下面的八个方面都有所改进，才能真正推进中国学以及学基础研究。第一，学发展规划设计应该更加科学化、化；第二，学人才队伍建设应该加强；第三，学研究课题的选择，现在偏性、偏应用性多了一点，学规律性、最基本的一些知识理论少了；第四，学知识体系的现代化；第五，学知识体系的中国化；第六，研究方法多样化；第七，国际交流的正常化；第八，研究及其评价的科学化。
李景鹏（大学教授）：学研究主要就是研究发展的规律，研究各个分支、各个方面发展的规律，在这一基础上，我们让更多的人——尤其是领导、掌握的人——了解这些规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进一步努力，克服各种障碍，使得实践朝着规律的方向发展。
桑玉成（复旦大学教授）：学家和家不可能“一身二人”，学家不可能，从学和不一样。从学是探究规律性、重复性、性关系……学家首先要从人类文明和进步视角思考问题，要有定力、理想、担当，学研究不能脱离实际，但是不能干预实际。
高建（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我们谈学，既包括科学，又包括哲学。中国学的发展一方面要关注中国现实，运用学基础理论建构创造新的东西。同时需要从哲学的角度反思评价分析中国发展的现实。从人类学、文化积累角度去反思中国。
陈明明（复旦大学教授）：我们在学研究中应该特别强调什么？一是比较学的研究——就是国家建设或者国家建构理论。一方面涉及国家有效性、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方面是国家正当性，引申出来的话题是或者化理论研究。
二是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应该落在理论上，例如与市场、阶级不平等、财政和参与等问题。三是比较思想史的研究，对近现代中外思想史，我们应该有一个深度的阐释，无论是对一些老的概念和关系——例如和，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马克思主义和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主义。
过去诺贝尔获得者阿玛蒂亚·森问过两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民族甚至这个民族一个地方能够两次走到世界前列？这个地方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经验对其他地方有没有借鉴？如果它是特殊的，没有办，（他们）就恐慌，（因为）没有办法复制你，只能让你强大，最后就是平衡你。如果这个是可复制的，大家共同发展，大家的心态就会比较平衡。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研究。
褚松燕（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我们一直在回答“民”和“国”的问题，在这样的架构下看利益结构、社会结构、格局。先秦百家争鸣的遗产，我们一直用到了今天。我们现在的现实和创造，有些看起来是“中国创造”，有些用既有的理论是可以解释的。由于对历史的研究不足，回答有些问题时特别匮乏。对史和的延续不了解的话，有些问题会回答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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