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问史哪得清如许》，作者：傅国涌，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的辞位诏书说：“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共和就这样被全国上下接受了。
当年秋天，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向身边的英文秘书顾维钧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
几个月前，年轻的顾维钧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到了哲学博士学位，他主修国际外交，副修宪法和行政法、政治学，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是《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当他应唐绍仪之召回国，第一眼看到袁世凯，其人留给他的印象是“坚强、有魄力，谁一见他也会觉得他是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天生的领袖人物”。
面对袁的共和之问，他回答：“共和国源出于很久以前的罗马，罗马公民很重视他们的公民权利和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罗马作为共和国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这种思想在中世纪有所抬头，中产阶级在所谓自由城邦中的兴起便是民主政治的先驱。自由城邦比较小，人口不多，然而，这种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的思想却在人们头脑中生了根。这种思想逐渐传播，在十三世纪成为英国民主政治的基础。虽然英国表面上是君主立宪，但政事是民主的。这要追溯到十三世纪的《大宪章》。此后，美国人（原为英国的移民）经历了几世纪的殖民统治之后，经过革命建立了共和国。他们容易取得成功，因为他们热爱自由，并具有以法律为依据的权利与自由的观念。美国人的思想在欧洲、拉丁美洲广为传播，近年来又传播到亚洲。诚如总统所说，中国情况大不相同，特别是国土这样大，人口这样多。不过，要教育人民认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也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袁接着问：“共和的含义是什么？”他回答：“共和”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袁对此颇有疑惑，中国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打扫屋子时，把垃圾堆到大街上，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则不管。他回答：“那是由于他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样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由政府制订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袁问：“那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他回答：“时间是需要的，不过我想用不了那么久。”
这次谈话让顾维钧意识到：“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1—93页。)
事实上，袁世凯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共和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袁世凯之问，真的无比沉重，相隔一百多年还能感受得到它的分量。袁确实完全不懂共和国的性质，他只是以帝国时代丰富的从政阅历来思考问题，而举国上下又有几人真正明白共和到底是什么。
对于在皇权意识中浸渍了两千年之久的中国人，“共和”完全是个陌生的观念，有之，也不过是古老的“周召共和”。1903年，少年邹容鼓动革命的小册子《革命军》中出现了“共和国”这个新概念，但很少有人追究到底什么是共和，是不是就是“周召共和”的那个“共和”。而辛亥革命造就的时势，却是一边倒的共和呼声。1915年10月2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与袁世凯谈起当年的选择，还充满无奈：
当时华民醉于共和、非共和不可，是推翻满清之得力口号，是时大总统以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民理想习惯，尔典与美使嘉乐恒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前驻京美使柔克义，亦屡言之。南北讨论之时，唐少仪因一时之感动，未察国家万年之计，主持共和，不可谓非失策矣。（骆宝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380页。）
唐绍仪骨子里是个共和主义者，他的倾向共和并非一时感动。袁世凯之接受共和确是时势造成，并非出于对共和的理解，他的宣誓也只是照本宣科。共和是什么？民国是什么？他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陌生。
原来主张君主立宪的立宪派领袖张謇，为大势所趋转向共和之际，在《建立共和政体之理由书》中提出：“国民程度由一国之政治制度而成。……有共和政治，然后有共和程度之国民。”国民程度不足，不宜实行共和，是当时包括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在内许多人的看法。不过张謇很快发现国民程度确实不足，有些学生误以为共和就是放任，不要秩序。1912年2月21日，他在《申报》发表文章批评这一现象，指出欧美养成共和国民，“惟以重公德、爱秩序为唯一之方法。”（张謇：《张謇全集》（第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208页。）
1913年12月2日，一位叫章遽骏的人对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剥夺国民党议员席深感不满，他认为：“我们已经走到迫不得已只好不顾一切接受议会政体的地步，尽管亿万人民还远远没有达到实行代议制的程度。”他在写给莫理循的信中说：“我们当中多数人甚至不懂什么是宪法，几乎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对于政府体制漠不关心。对政府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增加人民的政治知识，并使他们关心政治从而引导他们用切合实际的方式过问政治。政府过去所做的只有使人民觉得，过问政治是一条可以危及自己生命的危险道路。”（[澳]乔·厄·莫里循：《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刘桂梁等译，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280—281页。）
他知道莫理循受袁世凯的器重，希望将这些意见转达给袁。然而，这是袁不会做，也不愿做的。让国人关心政治，懂得政治知识，也就是张謇所说的养成共和国民，这与袁的经验和认识距离太大了，他要做的恰好相反。所以，我们只看到他下令改教科书，删除“自由”、“平等”等课文，像“元年元旦南京设临时政府，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这样的内容都要被删去。（钱玄同：《钱玄同日记》（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9页。商务印书馆被迫将《共和国教科书》更名为《普通教科书》。）
2月12日本是清廷退位、南北统一的共和纪念日，北大照例要放假一天，而1916年，这一纪念日被废止了，学校照常上课。（1917年又恢复了这个纪念日。）毫无疑问，这些带有共和记号的课文、日子，都与袁世凯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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