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总全面阐述了政治规矩的基本内涵，明确提出要严明政治规矩，强调“要加强纪律建设，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这对于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加强对干部的纪律约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然而，有一个不争的事实：规矩意识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讲规矩守规矩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宝贵品格，是中华民族整体意识和文化心理的体现。这种意识渗透在历朝历代浩如烟海的典章制度和历代先贤的经典论述中，也表现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里。从经典论述看，关于规矩的地位及作用，韩非子说：“莫不有规矩”“规矩既设，三隅乃列”；孟子云：“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史记》载：“错规矩，方圆斗”，等等。这些论述表达了中华民族对于规矩的普遍性、重要性以及有效社会秩序重要作用的认识。关于规矩在修身方面的重要作用，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说：“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这些论述表明了规矩与修身的密切关系，说明规矩须内化于心、注重践行、须臾恪守。关于规矩的作用，孟子说：“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垂能目制方圆，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规矩而已矣。”屈原在《楚辞》中写道：“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这些表述说明了规矩在育人立人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强调育人不能仅停留在价值提倡层面上，必须把价值要求诉诸具体的规矩，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关于规矩在社会生活方面的重要作用，《吕氏春秋》说：“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汉书》说：“权与物均而生衡，衡运生规，规圆生矩，矩方生绳，绳直生准，准正则平衡而钧权矣。是为五则。规者，所以规圆器械，令得其类也。矩者，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规矩相须，位序，圆方乃成。”这些论述说明，规矩具有规类矩形的社会整合功能，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总之，规矩意识贯穿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方方面面，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普遍的文化心态。
中国人始终把规矩视作客观的标准，不可逾越或，规矩或不失规矩，作为对自己品行的要求。《通典》说：“规矩权衡不可枉。”表达的就是这种刚性要求。我国古代先贤以“平生不失规矩”要求自己。现实生活中，人们常说的“规规矩矩，规规矩矩做事”“家有家规，国有国法”等，都是传统规矩意识的具体体现。
我们党在工作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规矩”的概念。、、、等都在重要场合使用过“规矩”这一范畴。1940年1月，在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开幕典礼时指出：“八军有两条规矩，一条就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延安整风时，在中央党校作《整顿党的作风》时说：“现在我们的党校也要定这个规矩，看一个学生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怎样问题。”1975年2月，在《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讲话中说：“值班不准喝酒，这是历来的规矩，现在也不严格执行了必要的规章制度一定要恢复和健全，组织性纪律性一定要加强。”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讲话指出：“我们党历来的规矩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全党必须遵守的基本的组织纪律，它既是制的重要内容，又是集中制得以贯彻执行的重要。”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做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表率》中指出：“各级党委和组织人事部门要原则，一身正气，严格按党的政策和规矩办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讲规矩、守规矩历来受到高度重视，并应用在治党治军和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但从政治的高度全面系统地阐释规矩，并把它上升到思想理论的层面，还是从党的之后开始的。
基于中华民族普遍的朴素的规矩意识，提出政治规矩，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和创新性发展。党的以来，习总在许多重要场合提出要实现中华传统美德、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创造性和创新性发展。同时总基于传统意义上的规矩，基于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规矩意识，创造性地提出“政治规矩”，旗帜鲜明地把“政治规矩”从传统的大众文化心理的规矩意识中分离出来，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的规矩意识。以此为标志，中华文化除传统的一般意义的规矩之外，增加了“政治规矩”这一鲜明内涵。由此可以看出，提出政治规矩不仅拓展了中华民族规矩意识的内涵，而且启迪人们从更高的要求、更深的层次审视和珍视中华民族的规矩意识，使之更好地服务当今时代。
党建理论的创新创造和丰富发展，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特征，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创造性地推进、建设和历史进程并不断取得新胜利的根本。特别是我们党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与把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化的“两化”互动融通、发展的理论创新范式，为党建理论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提出“政治规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表现，是对党建理论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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