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甲午战争以后因维新变法而扬名天下；梁启超同时也是知名的学者，尤其在史学领域有突出贡献。
梁启超从小就爱好史学，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前往日本。在日本，梁启超接触了大量历史、政治、文化方面的书籍，其史学思想因而发生了很大变化。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梁启超又发表《新史学》。这两篇文章成为梁启超史学思想的代表作，在文中梁启超首先了中国传统史学，认为中国古代的二十四史并非真正的历史，只是各个王朝帝王将相的家谱，是为者服务的，而普通的老百姓则被忽视了。梁启超因而提出“新史学”的，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所谓“新史学”是要以的进化史观为原则指导史学的研究工作，“新史学”关注的对象是民族国家中的全体国民，只有民族国家中全体国民的进步才能使国家获得进步。
一战结束以后，梁启超与友人一起前往欧洲，欧洲在一战后的破败景象以及学术界的反思和否定也深刻影响了梁启超。1920年代梁启超回国后专注于学术，先后出版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书。在这些书中，梁启超放弃了此前十分推崇的进化史观，转而强调史学方法的运用。梁启超提倡使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在研究中借鉴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相关；梁启超还重视整体的历史发展，希望从历史大势中总结规律；梁启超强调史学研究中要有怀疑，大胆的怀疑并寻求“真”，求真是史学的重要。梁启超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从事政治，因此他认为史学的功能就是为政治服务，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服务。
总体上来看，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受学术的影响很深，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尽管有失偏颇，但仍然在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新史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的终结和中国近代史学的兴起，时期的中国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或多或少都受到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