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国家政治转轨指的是国体上向资本主义、政体上向政体的转轨。国体转轨随东欧剧变结束而完成，政体转轨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根据不同的评估标准，对政体转轨的进展可作出既大体相似又不尽相同的判断。经济转轨、外交转轨和新国家的国家构建与政治转轨同时进行，直接作用于政治转轨进程。经济转轨与政治转轨呈现正相关关系。外交转轨对政治转轨发挥明显的导向和驱动作用。国家构建作为政治转轨的前提条件，影响了转轨进度。实行了40余年的乃至之前更久远的历史沿革则构成了政治转轨的底色，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1989年，东欧国家发生剧变，政治转轨的道。30年来，政治转轨进展如何？又何以会有如此的进展呢？本文集中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政治转轨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东欧国家的国体和政体。1989年开始的东欧剧变，通过否定领导，举行选举，取消国名中“社会主义”和/或“人民”的字样，及至颁布新或修正案，确立三权分立原则，实行议会制和制，完成了国体层面上向资本主义的转轨，同时开始了政体层面上向政体的转轨。
相对于国体转轨，政体转轨要复杂得多，耗时也长得多，这增加了评述其进展的难度。鉴于中东欧国家的政体转轨以政体为蓝本，或可借用国家的相关理论和标准观察中东欧的政体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与的趋同。
约瑟夫·熊彼特认为：“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塞缪尔·亨廷顿认同熊彼特的观点，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流的方法几乎完全根据选举来界定。”“选举是的本质。”据此，学者用“两度易位”标准来判断政体是否确立，即在转轨阶段的首次选举中赢得的政党或团体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失利，把让渡给那些选举的赢家，并且后者又和平地把让渡给下一次选举的胜利者。以此评估中东欧国家政体转轨的进展，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国家已完成了“两度易位”，且完成的时间不尽相同（表1略）。
不过，就连亨廷顿本人也承认：“根据选举来界定是一种最简单的定义。对某些人来说，具有或者应该具有涵盖性广得多的和更富有理想的相关含义。”罗伯特·达尔把现代代议制的政治制度归结为选举产生的官员，、和定期的选举，表达意见的，接触多种信息来源，的自治和包容广泛的身份，并将这种制度称作“多元”。拉里·戴蒙德则将选举与加以区分，认为选举是当代的底线定义，在其之上还应具有多种特征，这些特征恰是“之家”在对世界的年度调查报告中使用的标准，因此，“‘之家’对度的调查是目前现有的有关的最好的经验指标。”按照戴蒙德的观点，用“之家”年度指数观察中东欧国家政体与政体的趋同度，可以看出，2006年，中东欧13国中阿尔巴尼亚、黑山、马其顿和波黑为部分国家，其他9国都已步入国家行列，且除波黑外，其余国家均实现了选举（见表2）。此外，经济学人智库的指数也反映了中东欧国家政体的状况。据2006年指数，的趋同度与“之家”的评估大体相似，捷克已建成完全政体，阿尔巴尼亚和波黑尚是混合政体，其他10国均为有缺陷的政体（表3略）。
国家学者对他们所实行的政体的认识并未止步于此。如威亚尔达所说：“许多国家的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命题，而是一个连续体，一段旅程，一个正在进行着的过程。”在论述这一过程时，一些学者提出“转型”和“巩固”的概念。胡安·J.林茨和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指出：“完成转型的绝大多数国家，在得到巩固之前，仍然需要完成很多任务，需要创造很多条件，必须培养许多态度和习惯。”亨廷顿则担心：“巩固的问题可能会导致在一些国家维持的条件不够充分的地方出现倒退。”林茨和斯泰潘甚至不排除巩固的政体崩溃的可能性参见。基于上述认识，可把中东欧国家向政体的转轨看作是一个远未完成,或许会倒退乃至崩溃的漫长历程。
近年来，相对于政体的转轨目标，中东欧国家的政体转轨大都出现了倒退的迹象。2018年与2006年相比，从“之家”年度指数看，多数国家的政治和/或评分有所下降，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由国家降格为部分国家，马其顿不再被认定为选举国家（见表2）；从经济学人智库指数看，除阿尔巴尼亚的评分略有上升外，其余12国均有下降，其中匈牙利、黑山和波黑降幅最大，捷克由完全政体降格为有缺陷的政体，黑山和马其顿由有缺陷的政体降格为混合政体。
其一，虽然中东欧国家大都出现倒退，但它们没有倒退到“之家”年度指数评级中的不国家或经济学人智库指数评级中的政体。从这点上看，它们尚未构成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回潮”。
其二，倒退并非中东欧国家独有，而几乎成了全球的普遍趋势。2018年，“之家”年度调查记录了连续13年来整个世界的的衰退。经济学人智库也展示了世界平均指数的下降，尤以东欧和西欧的下降最为显著（见表4）。国家学者承认这种趋势。雅克·鲁尼克和让·齐隆卡指出：“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可能对产生有害甚至是性的影响。民粹主义政治在整个崛起，主义倾向在多个国家重新浮出水面。”安德鲁·甘布尔也指出：“1945年后世界国家的数量显著增长，但在过去10年的金融危机和财政紧缩中，再次开始收缩。”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中东欧国家的政体转轨本就是与国家实行的政体的趋同，而当中东欧和西欧同时出现倒退时，是不是意味着中东欧与西欧是另一种形式的趋同呢？
其三，如威亚尔达所认为的，在的核心原则之外，“根据文化、历史、传统，以及发展程度的不同，在的形式、制度和实践上存在着大量的变化”，中东欧国家所谓的倒退可否被看作是改变之前照搬政体的做法，对更符合本国实际的政体模式的探索呢？进一步说，“一种完全本地化、土生土长的模式是否可能？”“大多数国家如何将它们本地的传统和行为方式与外来的模式和压力相融合？”“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仍有可能实行其独特的？”认识中东欧国家政体转轨进程中的倒退，威亚尔达之问不能回避。
中东欧国家政治转轨始于相同的起点——，拥有相同的目标——国体上的资本主义和政体上的政体。然而，30年间，中东欧国家政治转轨，尤其是政体转轨进程却不尽相同，不仅进度有快有慢，甚至转轨的目标也不再完全一致，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就公开要，不要主义。何以如此？
如同所有的历史进程一样，中东欧政治转轨也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探知影响政治转轨的全部因素、判断某种或某些因素在某一国转轨或转轨的某一阶段发挥的作用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也超出了一篇论文所能涵盖的容量。但至少应在地区层面上考察和分析影响政治转轨30年历程的两类因素——伴生因素和初始因素。
中东欧政治转轨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经济转轨、从苏联到“回归欧洲”的外交转轨以及从联邦国家到新的主权国家的国家构建同时进行，经济转轨、外交转轨和国家构建对政治转轨的影响直接而显著。
经济转轨与政治转轨呈现正相关关系。如亚当·普沃斯基所说：“新的制度的，不仅依赖于其制度结构和主要政治的意识形态，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制度在经济上的表现。”转轨初期，“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激进式变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效率和福利的暂时性衰退。这种转型的另一个后果是大量人口陷入贫困，差距将不断地加剧。”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衰退极易引起对的不满，各党派为推卸责任相互，政局波动和社会动荡时有发生，削弱了对政体的信任和向往，不利于政治转轨的进行。不过，随着经济转轨走出困境，它对政治转轨的不利影响逐渐减弱。毕竟，“一种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它所造成的社会，它所引起的、为它所特有的经济增长，这一切，对于发展和维持政治制度来说，都常有利的条件。”在中东欧，经济转轨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利益结构乃至不同的社会阶层或阶级，并在此基础上组成有固定阶层或阶级支持的政党，推动政治转轨不断深入。然而，“正当21世纪初新主义似乎在长期的转轨衰退后最终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时，2008年全球经济崩溃又把中东欧国家推回到危机之中”。再次到来的经济衰退引发政局不稳和对政体的不满，中东欧政体转轨的倒退与此有很大关系，尤其是匈牙利，急剧的经济下滑加剧了国内对过度的反感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促使其非道，成为转轨倒退最为严重的中东欧国家。
外交转轨对政治转轨的作用极为显著。“和平和安全被视为成功的巩固的先决条件。在此，政治家和学者都认为美国及其主要机构支柱北约的和平保障作用最为重要，特别是在转型初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欧盟成为关注的中心。当地缘政治重心东移时，制度重心向西移动。……（北约和欧盟）都把作为加入它们的首要条件……在中东欧，起初，北约主要与价值观有关，欧盟则主要与市场和法律规范有关。而在现实中，北约的化贡献集中在军事机构及其对民选的明显从属地位，欧盟则在中东欧入盟前的漫长10年间发展成更广泛和深刻的‘转型力量’，成为该地区主要的来自外部的化动力。”的确，中东欧国家入盟的迫切愿望使得欧盟提出的加入条件和资格的确定前景对其政治转轨具有明显的导向和驱动效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转轨的进度。也正因如此，“在入盟条约即将签署之时或一旦签署入盟条约，（欧盟的）条件性便失去了影响力。”加之欧盟对国的措施有限，也几乎不可能取消它们的资格，中东欧国获得了一定的倒退空间。不止于此，近年来，欧盟多重危机，自身发展陷入困境，吸引力大为下降，“民粹主义和反主义浪潮成了跨欧洲乃至跨大西洋的现象”。这多少鼓舞了中东欧的倒退，以致欧尔班在2017年不无自豪地说：“在27年前的中欧，我们相信欧洲是我们的未来，但现在我们认为我们才是欧洲的未来。”
国家构建的影响在中东欧新国家政治转轨中十分突出。林茨和斯泰潘对国家构建之于政治转轨的重要性有过这样的论述：“没有现代政治实体（modern polity）可以地得到巩固，除非它首先是一个国家。因此，国家不存在，或者国家高度缺乏认同，某一地域上的大量群体和个人试图加入另外的国家，或者建立一个国家，这时会产生根本性的并且常常是无决的问题。”就南斯拉夫联邦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解体后建立的一系列主权国家而言，国家构建作为政治转轨的前提条件，直接影响了它们的转轨进度。首先，越早的国家，越有可能较早政治转轨道并取得进展。原南斯拉夫地区6国中，斯洛文尼亚最早提出要求，政治转轨进度最快；黑山则因为迟迟得不到，议题占据大部分政治空间，议会选举和政党竞争围绕这一议题展开，以致转轨缓慢。其次，和平构建的国家，政治转轨较为顺利。捷克和斯洛伐克是很好的。相反，在波黑，不仅三年多的战争打断并延迟了政治转轨，而且战争的结束并未给它带来真正的主权。时至今日，波黑仍处在国际社会监管之下，其政治转轨一直在国际社会、主导甚至直接参与下进行。再次，认同程度高的国家，政治转轨进度快。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国内的主体民族分别占总人口的81.5%和83%，捷克和克罗地亚的主体民族更是占到总人口的90%以上，国家认同程度高。相比之下，波黑、塞尔维亚、马其顿和黑山则不同程度地存在国家认同问题。尤其是波黑，三个主要民族在有关波黑发展的基本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严重阻碍了政治转轨进程。
如格热戈日·爱柯尔特和·齐布拉特所言：“1989~1990年戏剧性的转轨时刻、成功和失败的政治和经济、国家构建模式以及与欧盟的不同关系的确在重要方面塑造了主义之后的化轨迹。但这些当代的力量看来只是在各种不同的前主义遗产的混合物的框架内发挥作用，这些遗产似乎为该地区可能发生的事情设定了外部界限。”伴生因素直接影响政治转轨进程，初始因素则构成了政治转轨的底色。
中东欧政治转轨的起点是实行了40余年的。在除南斯拉夫联邦外的中东欧国家，该制度以苏联模式的面貌出现。苏联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在中东欧的确立和巩固，但对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来说，苏联模式是苏联在冷战爆发的特定条件下为加强对中东欧的控制强制推行的，不仅不适应中东欧国家的实际，而且了中东欧人民的民族感情，加之苏联模式本身包含着严重的矛盾和弊端，以致中东欧国家对苏联控制和苏联模式的反感日益强烈，终致不加区分地否定，发生剧变。作为资本主义和政体的，必然不能为其确立和巩固提供条件。
对初始因素的讨论不应局限于社会主义时期，而应延展到社会主义之前更久远的历史。爱柯尔特甚至认为：“跨越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长期历史遗产现在被赋予了比最近的主义遗产更强的解释力。”归根结底，“不仅仅是那么一点特定的政治制度安排。它深深地铭刻在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哲学甚至教之中，与这些因素密不可分。”中东欧虽然与西欧一样拥有希腊、罗马、教的文化渊源，但随着罗马帝国特别是，受拜占庭文化影响、东正教的巴尔干地区开始与西欧分道扬镳。及至奥斯曼帝国兴起，这一地区更与西欧渐行渐远，阿尔巴尼亚和波斯尼亚的甚至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些地区没有受到文化的重大影响：它们没有体验过的那种封建主义、文艺复兴、教、启蒙运动、法国和主义。”相比之下，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及其后奥匈帝国下的中欧地区从未完全与西欧分离，波兰则有更多与西欧共同的经历。及至一战结束、中东欧国家，匈牙利继短暂的资产阶级国和苏维埃国时期后，在君主立宪制的名义下开始了霍尔蒂·米克洛什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采用议会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实行君主立宪制，阿尔巴尼亚则陷于要资产阶级还是要封建的斗争之中，但到20世纪20年代末，“除捷克斯洛伐克之外，各地的理想看来都已被弄得污点斑斑，无法”。可见，并非所有中东欧国家都有与西欧相似的历程，“制度（与人们希望的相反）在主义之前不是‘常态’。……人们对制度既熟悉，又缺乏实际的经验，这两者的结合主导了1989年之后的政治发展。”一般来说，与西欧发展更为相近的中欧国家比远离西欧的巴尔干国家拥有更为顺畅和迅速的政治转轨，“那些可以回归之前业已存在的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国家，将比那些在历史上以主义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的国家，享有更为稳固的性。”近年来的转轨倒退也似乎与观念和传统薄弱不无关联。
政治转轨根本改变了中东欧国家的发展道，造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挫折。30年来，中东欧国家无一例外地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其向政体的转轨则因不同的伴生因素和初始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的进度和样貌。总体而言，多数中东欧国家与它所追求的政体之间尚存或多或少的差距，并且这种差距近年来还有扩大的趋势。考虑到民粹主义力量在西欧抬头，中东欧政治转轨的倒退或许会与其相互影响，共同对政体构成挑战。当然，对于这一史无前例的大事件，本文的论述只是一鳞半爪。而要尽揽政治转轨全貌，探寻其深层原因，乃至预测其前景，恐非一己之力所能完成，尚需学界的共同努力。属蛇的今年多大罩光漆http://www.cheny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