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在教育生活中扮演着多重角色，他不仅是一个领导者、管理者，更应该是一个教育者；他不仅是学生的教育者，同样是教师的教育者。但在现实中的教育者，却常常为了功利目的，盲目追寻时下最为流行的教育“模式”，盲目所谓的教育效率，使得教师和学生在学校得不到真正的发展。为此，笔者校长更应该成为性的教育者，在适时的中带领学校更加健康的发展。
当谈及学校质量的时候，我们谈论最多的就是“班级规模、课程、测评”，环顾四周，有多少名校、名校长不是从他们的学校规模、班额大小、课程“”、测评径等方面来标榜自己的办学业绩?回头看看又有多少是在“真正对学生学习有作用的学校教育属性——使学习可见的‘进程’属性”上做文章的?对此，约翰·哈蒂在《可见的学习：最大程度地促进学习(教师版)》我们多关注“真正对学生学习有作用的学校教育属性”——使学习成为可见的进程。
约翰·哈蒂所讲的“可见”，首先，指让学生的学对教师可见，确保教师能够明确辨析出对学生学习产生显著作用的因素，也确保学校中的所有人(学生、教师和领导)都能清晰地知道他们对学校学习的影响。其次，还教学对学生可见，从而使学生学会成为自己的老师——这是终身学习或调节的核心属性，也是热爱学习的属性。我们需要反思的或许也正在这里——今天相当热闹的学校教育“”与“研究”有多少是指向人的终身学习、调节的“核心属性”和“热爱学习的属性”?
校长要想明白对学生学习有作用的学校教育属性，首先就要明白我们必须保持学习的优先地位，并且以教学对学生的学习产生的影响作为思考教学的根本，学校的所有工作都应该围绕这一主题来展开，偏离了这一主题的“”，就偏离了学校教育的应有轨道。学校自然要关注学业成绩，但不能单单为了学业成绩，过分关心学业成绩就会错过太多信息，比如学生知道什么、能够做什么、关心什么，如果错过了这些信息，我们的教学就难免偏离学生的需要。
但事实上，许多学生热衷于学习，也会花大量的时间取得与学校无关的成就，也陶醉于追逐学习——、错误的转变以及发现。但在实际的学校管理中，我们往往学生这些方面的学习兴趣。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常常忽视学校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发展性思维。我们更多地强调的是统一与服从。要扭转这样的局面，教师和学校领导首先要“成为性的教育者”，以便更好地“评判”我们正在对学生的影响。
作为校长首先需要做的是改变我们思考自身作用的方式，从而评价我们对学生的效应时能够有高水平的协作，富有自信，并能心的投入，学校管理和教育系统必须引领这一评价进程，创建一个安全有益的，使评价能够执行。要从学生的视角看学习，搞清楚是什么以及为什么造成了学生的差异，用我们的努力帮助学生成为自己的老师。这当中有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做教师的要在教学中学会学习，做校长的要在管理中学会管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5年5月在韩国召开世界教育论坛上形成的《仁川宣言》——《2030年教育：迈向全纳、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和全民终身学习》——已明确将“思维”与“创造性”“协作能力”“好奇心”“勇气及毅力”视为所有人的知识基础。可见，性思维对于人之为人的重要性。
巴西教育家弗莱雷说，“人作为‘处在一个境况中的’存在，发现自己植根于时空之中，这种造就了他们，他们也造就了。他们往往对自己的‘情境性’进行反思，受‘情境性’的挑战并对之做出行为反应。人存在是因为他存在于情境之中。他们越是不但对自身的存在进行性反思，而且性地对其存在做出行动，他们的存在就越具体丰富”。
作为教育者，尤其是身为管理者的校长，必须高度关注具体的教育教学情境，通过对情境的观察思考来发现自己和所带领的学校教师和学生对具体境况的反应，通过性思考反思得失，一方面可以及时改善所在学校的教育教学，另一方面更是为了避免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偏离教育应有的轨道。
作为具体的个体，彼此“处在一个境况中”的性思维，其实就是对彼此条件的反思。在教学关系中，我们必须明确“我不能替别人思想，没有别人我也无法思想，别人也无法替我思想”。作为管理者，是不是更应该有这样的意识，他者的思想我们不可能替代，因为他们有他们特定的境况，管理者能做的恐怕是想方设法改善他们所处的境况，或者尽其所能为他们营建一个适合他们自己思想的氛围；另一个方面需要提醒自己的，恐怕就是“没有别人我也无法思想，别人也无法替我思想”，我们的管理思想，必须来源于同别人的交流与互动，但是别人的思想终究是别人的，自己的思想应该是也只能是自己的。
当性反思成为一种习惯时，我们自然就会发现那些鼓吹某种理论的颠扑不破的专家们，其实就是以科学的名义把有机的东西变成无机的东西，把变化中的东西变成现有的东西，把生变成死，因为他们害怕变化，这样的人往往从变化(这种变化没被他们否认，但他们对这种变化不抱希望)中看到的不是生命的迹象，而是死亡和衰变的征兆。他们的确研究变化——只是为这种变化，而不是为了它或加深它。因为一旦他们视为金科玉律的东西质疑了，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地位即将面临。
在既定客观事实、人对这一事实的看法以及生成主题这三者之间存在某一关系：如果人改变了他们对主题所指的客观事实的看法，那么他们就表达了一个有意义的主题，并且他们在某一特定的时刻对主题的表述就会不同于早先对主题的表述。通过性反思会对自己早前理解的事实有新的、更为可靠的认识与表述，这种认识自然会促使我们改变管理策略，改善管理行为，并用自己不断改善的实践来证明绝没有一成不变的招式。
美国学者琼·温克在《教育学：来自真实世界的笔记》说：“‘’不仅意味着‘’，还意味着能透过表面看到深处——思考、或分析。”可见“”不仅是，更多的是思考与分析，就是透过对表面现象的思考与分析探究其发生发展的原因所在的思维和表达过程。
时下的教育生态，导致的问题就在于学校管理者非常急于创建一个模式或框架，然后把信息塞进去，因而很少意识到对教育教学、学校管理，其实并没有什么唯一的定义，更没有什么唯一的教育学。思维是让人们思考、解决并转变课堂教学、知识生产、学校的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更为广泛的社区、社会和国家的社会与物质关系，定义总是生成性的，比如，“性的”并不意味着“坏”，也不意味着“”。相反，它意味着“看到更远”意味着内外反思，意味着更加深入地看到教学中的复杂方面。
一个缺乏意识和的人，往往唯命是从，唯唯诺诺，甚至是颐指气使。作为管理者的校长，需要的是不为事物的表面现象所，不他人，不权威，也不自己，不自己已有的认知和思考，在行走的道上不断地阅读、思考、交流，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自己的实践和理论，从不同的视角来解读他人的实践和理论，全方位地考察我们面对的现实世界。因为没有“”与“”，就没有更新和进步，也就无所谓好奇心和创造性；没有“”与“”，就容易被形式的所，也就看不到教育的价值和希望，更没有改善和建设，就会“协作能力”。所谓思维就是一种行为方式：在不断学习和反思中寻找适合当下的方法与径，并在行走的过程中不断地扬弃和更新的“勇气及毅力”。
作为校长的另一个麻烦是，在实际的管理中，往往“注重的是‘软件’(学校的计划)和‘硬件’(建筑、资源)，而不是Intel inside(促使学校成功的属性)。”我们谈及学校管理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就是学校的资源与口号、各式各样的评估验收标准。我们更多看的就是这些“软件”与“硬件”，尤其是所谓“软件”，因其“软”，大词与丽词就成了学校管理者、专家、学者追捧的目标，许多学校都将精力放在寻找大词与丽词上了。其实质就如作者所言，因为这些“软件”和“硬件”可以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营销工具，被和校长们所使用，同时也是我们热衷于争论的话题。
我一直认为，一个合格的校长，首先应该是个者。因为没有和，就有可能在纷繁复杂的教育生态中迷失，离开了的建设是不现实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讲，就是一种建设。
我以为今天亟须与反思的另一个问题是上上下下对教育效率的。效率下的教育，就如美国学者卡拉汉在《教育与效率》中美国教育时所言，“在很多情况下，学校管理者们将自己视为企业管理者，或者按他们的说法，是‘学校经理’，而不是将自己视为学者或者教育哲学家。”
理想的学校管理者应成为教育哲学家，而不是学校经理，是因为教育不是生意，学校亦非工厂，但实际上不少学校已经成了考试工厂，校长也已经拿自己当老板了。反观当下的教育中所出现的林林总总的问题，不排除有不少是因为地方出于成本考虑的缘故，每每总是会有官员会说，地方财政的开支主要用在教师工资和教育投资上了，他们用这样的言辞来表达他们说不出来的烦恼。于是学校拆并、集中办学、集团化办学就成了许多地方的不二选择。
更为可悲的是，教育工作者往往将各种追求的效率的方法应用至课堂学习、教师、学习计划、学校组织、管理功能乃至整个学校系统，由此产生了对效率的疯狂追求。在这种狂热的追求下，我们总是希望教育尽早出现着眼于“标准”的批量化生产的模式和技术，于是热衷于各式各样的“标准”“规范”的制定，对考试工厂的追捧也就成了一种普遍心理。
如何从短浅的“效率”眼光中跳脱出来，从利益的疯狂角逐和百般讨好中，也许正是我们需要反思的事情。一位有前景的学校管理者应拥有强有力的文化背景的这种理想，是社会上广为接受的，是教育方面的领导者们要的，于是也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一个真正合格的管理者，应该有自己的教育信条和教育理想，而不甘于任人于“效率”的无尽攫取中。在甚嚣尘上的考试工厂、应试神器、惊人模式和神州旋风面前，校长更要有自己最起码的分辨力和心。
效率对教育的影响，必然使学校在实用性、操作性上花工夫、动脑筋。热衷于“术”的“改课”，层出不穷的教育模式、日益泛滥的“高效课堂”成为时尚的原因就在这里。“商业影响教育的途径有很多，主要表现为：通过、和书籍，通过教育会议的，以及更为直接地通过学习董事会的活动。商业对教育的影响的发挥可以通过院外人士，可以通过记者，可以通过商业家或者企业家……无论是哪一种途径，其影响都会以或要求的形式表现出来，学校就会以更加商业化的途径和方式来组织和运作，其重点会立刻放到更具实践性和实用性的教育上。”杜郎口、洋思、衡水这类学校影响力的扩大、性的增强，其主要手段与途径正是基于此。只不过我们总是视而不见，或者骨子里就想。因为这一套东西对少数热衷于著书立说的学校管理者是相当有力的，他们十分希望通过这些书把商业管理观念传达给新一代的管理者，从而炫耀自己的卓著成绩，更希望其他人可以按照他的方式来操弄学校和课堂，炒作成绩，进而操弄教育，将自己打扮成教育家。
约瑟夫·泰罗认为“一个教师成为能手之后，已学会了以她自己的方式来稳固其，校长和督学不该以强制的方式来提出些琐碎的。”但实际上，作为教育的管理者，督学、局长、校长，都“几乎无一例外地设计着复杂的教师工作定级计划。”所以，中小学教师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耗在职称评定、各级各类荣誉的申报评审之上。“这正如一位教育家指出的，教师多年来已经‘温顺却心怀怨恨地’接受了定级”。“部分原因是其职位没有保障，部分原因正是如杜威所言‘年轻人中最温顺的大部分人就是长大后成为教师的那些人。’”当下的机制，教师虽没有被辞退之忧，不过，退出机制之说已经甚嚣尘上许久了；更何况，各种评审、考核、验收已经使得更多的校长、教师为了保住稳定的收入而不得不。
不可否认的是也许各种评审、考核、验收也有其优点——如果能够得出相对真实的结论的话，但更带来了悲剧性的后果，它不仅促成了学校管理的“专业”性质，使其在专业形成期便朝向商业和机制的方向发展，而且还导致了许多颇具才智的教育家在琐事上浪费时间。可以说，我们当下的种种评估、验收、检查、督导的结果不仅如此，还使得学校上上下下在做假账上投机取巧。不管是做假账，还是配合表演，校长、教师总是会自愿配合。
效率下的教育，内在的逻辑在于：人家这样做了，我不这样做，要是考不好，风险太大；反之，人家做了，我随即跟上，就算考不好，至少少了一条。这样一想，我们就不难理解着眼于考试成绩的“高效课堂”为什么会泛滥了。
在一切以“效率”为核心的价值体系里，教育的专业性早已到了严重的挑战。连续的经济压力使许多不合格和不具备资格的人成了公立学校的领导者，这一点，其实在校长的“委任制”下更明显。教育的专业性，在一个唯及格率、优分率、完成率、升学率的局长或校长面前，早已经变得脆弱不堪。短期内能见效的只有商业效率的那一套，诸如延长劳动时间、增强劳动强度、降低生产成本、强化达标检测等。所以，非专业人士担任校长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也就见怪不怪了。
时下的教育就是如此一个着竞争、第一、效益、高效、卓越、最大化、最优化的生态。而我们最大的错误和悲剧就在于教育与工商业之间的简单类比和复制。如果校长们能意识到我们现在的许多子，就如20世纪前30年的美国教育的历史那样，就不会一门心思利用档案和报告来体现教育效率，反映教育成就，督促下属建立良好档案，并要求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处理，为应付种种验收、检查、督导而建立“台账”，为使学校的课程更具有实用性而创设各种花样翻新的模式了。因为在性反思下我们会慢慢认识到，要获得真正的专业能力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或许有人会问，在强大的行政管理体制下，你让我成为性的教育者岂不是要置人于死地。是的，当我们成为性的教育者时是会有一定风险的。我当校长时对的一些管理举措也有看法，但往往身不由己，教师不理解不要紧，自己理解就行。自己理解了，做起来就可能坦然一点，智慧一点，更重要的是会对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看得淡然一点。
基础教育就是培根的工作。培根需要的是耐心，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功夫，教学管理没有什么花头，也不是靠花头就能有成效的。我总认为所谓“四精四必”“高效课堂”以及创建的五花八门的“教学模式”其实就是一个个的造神运动，与其用这些做不到的来要求教师，还不如将做得到的事情做到位。比如说专业化的备课，精选例题与的工作，个别的工作。
而个别，我又以为主要是心理的，教师要用自己的真情去你的学生，当他们被你了，学生才会对你教的学科有所改观。试想，他本来就厌倦你所教的学科，你还要打着为他好的旗号给他增加训练，这会有效果吗?这样一想，领导或明或暗地要求高中生一个月放一次，双休必须在校“自习”，教师必须“看班”，你完全执行，有违自己的教育认知，你完全抵抗，就可能混不下去，怎么办?想办法应付就是。
一任校长，能做的就是改善，就是要努力在与人搭建一座属于我们自己的凉亭。但是面对现实的种种不如意，校长不可能不纠结，但这不是校长的的错，而是校长的“命”。谭凯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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