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跨文化视野重新划分了中国文学的近代、现代与当代，并且赋予这种划分以尽可能充分的论据，凸显出传统分期的不合理，并进而反思了现代中国的西化追求与一味趋新的教训。进而从中国文体的现代转型切入，论述了胡适以悲剧中国传统的小说戏曲缺乏悲剧，却在新诗中张扬乐观，使得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并不成功；而中国诗歌传统的悲剧却被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小说承传下来。在讨论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巨人鲁迅与获得诺的当代作家莫言后，重点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学被忽视的——与主流差异很大的被压抑的文学传统。
本书对世界文学进行了重新界定与学科重估，并以世界文学的视野，对伯林、德里达等理论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劳伦斯等作家进行了重新审视。这是一本闪现着学术创新火花的书，集中表现了作者近年在中外文学领域的学术思考。
高旭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人文杰出学者特聘教授，长江学者，主要研究方向是比较文学与现代文学、跨学科与跨文化研究。在国内外报刊发表论文288篇，出版专著《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中西文化专题比较》《中西文学与哲学教》《比较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跨文化的文学对话：中西比较文学与诗学新论》《中西比较文化讲稿》、《跨文化视野中的鲁迅》等19部，主编“比较文学与文化新视野丛书”等多种。
本书获得中国人民大学 2016 年“双一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学科）和特色引导专项”资金）资助，名为“比较文学新视野”，那么，本书都有哪些新视野呢？本书以跨文化视野重新划分了中国文学的近代、现代与当代，并且赋予这种划分以尽可能充分的论据，凸显出传统分期的不合理，并进而反思了现代中国的西化追求与一味趋新的教训。本书认为，由于 中体西用的文化选择方案，从 1840 年到 1894 年的文学还不如明代中 叶（李贽与派）与清代中叶（《儒林外史》《红楼梦》《镜花缘》）的文学更有现代性。中国文学进入现代，不应从鸦片战争而应从甲午战争算起，甲午战争后的文化与文学翻译，文界、诗界与小说界才真正迈开现代的脚步。“五四”使中国文学真正进入了多元混杂 形态的现代，1927 年兴起的文学在“左联”时期成为文坛主流， 五四时期作为多元之一的红色文学，逐渐以一元超现代的面目多元，并在延安一统文坛。随着打败，全国成为扩大的延安；在胡风与“”对一元超现代模式进行挑战失败后，一元超现代模式就一统文坛。“”期间，一元超现代模式并发生解体，完成了从追求现代性到一元超现代的现代性模式解体的循环，这就是中国文学的现代。中国文学从 1979 年进入当代，第一批优秀的小说与现代文学的不同，不是以反传统而是以寻根拉开了当代的帷幕。
本书从中国文体的现代转型切入，论述了胡适以悲剧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缺乏悲剧的大团圆，但却在新诗中张扬乐观，使得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并不成功，新诗并未取代旧诗，而是成为现代文人并用的两种文体。而中国古代诗歌中一以贯之的悲剧却被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小说承传下来，小说与散文是现代转型最成功的两种文体，尽管本书没有专门论述散文的现代转型。戏剧就像诗歌，话剧的引入并未取代戏曲，相反，京戏的辉煌恰恰发生在现代，只是到了“样板戏”，传统戏曲才真正发生现代转型，然而这是没有后代的“骡子”式的转型。本书从文份与文学史的角度讨论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巨人鲁迅与获得诺贝尔文学的当代作家莫言之后，重点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被压抑的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的激进主流是由“北大”造就的，中西文化的激烈撞击在北大人身上产生了撕裂，就是最激进的西化、与极端保守、保古的两极对立；“”在现代中国的文化选择基本上是融通中西，中庸稳妥，我们以吴宓、梁实秋、钱锺书为例，以见其在现代被冷落、被的原因。有趣的是，白璧 德的 T. S. 艾略特尽领时代潮流，而出身的白璧德的东方 一回国就陷入被的保守主义阵营，本书深入分析了现象背后的文化根源。
本书还以世界文学的视野，对的一些理论家与作家进行了重新审视。伯林被称为著名的主义家，但是我们却发现了他在浪漫主义与启蒙主义之间、在浪漫主义与消极之间、在多元主义与一元主义之间，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譬如，伯林在贬低刺猬而推崇狐狸的同时，把世界上伟大的文学家与思想家二分为刺猬阵营与狐狸阵营，按照伯林的逻辑，浪漫主义是狐狸而不是刺猬。然而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被称为刺猬的柏拉图却对浪漫主义发生了持续不断的影响，远远超过亚里士多德这只狐狸呢？最为伯林讨厌的卢梭难道不是哲学与文学上浪漫主义的鼻祖吗？被伯林称为刺猬的尼采不应该归入浪漫主义阵营吗？还有，当伯林把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休谟、维柯、康德等启蒙运动的或者与启蒙运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学者都看成是抵抗启蒙运动的勇士时，启蒙运动还存在吗？伯林认为的多寡与和无关，那么假如将来的者以消极为名不让任何争取，按照伯林的逻辑是不是应该受到？本书也对解构大师德里达进行了分析。德里达说海德格尔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海德格尔说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是否可以站在德里达身后，以其延异（différance）为现 象以其踪迹（trace）为本体，说德里达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的稿酬甚至不如冈察洛夫，但死后的巨大身影却遮蔽了 19世纪几乎所有的文学大师，我们认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与苏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各执一端，没有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化深度及其复杂性阐释出来。而要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无与伦比的伟大的奥秘，就不能从与苏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的综合着眼，而应该着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文本中所显示的教文化从成熟到衰落的内在危机及其全部复杂性。劳伦斯因为性描写而惹争议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其实是一部饱含象征的杰作，然而却被电影改编成普通的通奸故事，我们从反异化的生态角度分析了长篇小说的意蕴。本书最后对世界文学进行了跨文化反思与学科重估。中国人喜欢“咸与维新”，什么东西时髦就搞什么，于是很多“外国文学史”教材被冠以“世界文学史”的名目出版，我们认为，世界文学并非文学的相加或总和——甚至在研究世界文学上取得举世成就的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都有这种，而应该以比较文学 的方法将各民族文学的发生发展以及相互之间的影响渗透探究清楚，理清世界文学的发展脉络，使世界文学史成为一个有机的人文整体，然后在筛选出世界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才有资格撰写世界文学史。本书还发掘了比较文学复兴的主将季羡林在跨文化研究方面的贡献，并就本书著者主编的《比较文学实用教程》的特点与使用说明，与编辑进行了对话。
本书的各章节大都在刊物上发表过，进入本书后有的保持原貌，有的则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与增益。我们的学术追求是以新视野出新观点，能不能达到这一点，则留待读者评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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