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於学无所遗，於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於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於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於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 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於上，体貌衰於下，忽然与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着论，成一家言。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
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
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可勉强而得。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的，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
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疾首的事啊!? 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