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到钱包丢了]在当下文学圈的诸多评中，我们总是倾向于去表彰那些业已熟知的写作者，而习惯性地那些由异质性的成分所构成的某些“冷门”。
万众瞩目的诺贝尔文学爆出“大冷门”，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想到，鲍勃迪伦这位摇滚歌手竟然能够获得此。这一堪称“出格”的行动一时也让人惊呼，这是诺贝尔评委们的“行为艺术”。有人直言不讳地将之斥为一个巨大的玩笑，也有人其事地这是最令人服气的一次颁。
争议归争议，话说回来，诺贝尔文学的评选从来都没有众望所归的时候，“大热必死”的局面总在不断上演。尤其是最近几年，从勒克莱齐奥到莫迪亚诺，再到阿列克谢耶维奇，几位获者大概都不太能算经典意义上的“文学”作家。这个表彰过丘吉尔、罗素的传奇项，已然清楚地表明它对不同流俗的生活多样性，以及异质性文学经验的关注。同时也顽强地提示人们，在主流文学之外，它一直在关注一种独特的生活与文学方式。而这，对于我们今天面对的不断“程式化”的文学形式与经验，无疑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诺贝尔文学的评状况反观中国当下的文学评现状，便可发现我们自身存在的某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当下文学圈的诸多评中，我们总是倾向于去表彰那些业已熟知的写作者，而习惯性地那些由异质性的成分所构成的某些“冷门”。据此，所有的活动其实都被封闭在某个狭隘的圈子里，而几乎所有稍有名望的候选者都被登记在册，他们只是按照长幼序齿的方式等待着项的自然。
就拿去年的第九届茅盾文学来说，评选的最后以5位当红作家毫无悬念的获而宣告终结。尽管这次评选被认为是“史上角逐最激烈”的一次，但就结果而言，从252部入围作品中选出的这5部作品，并没有出乎人们的太多意料。如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便堪称“知识写作的典型代表”；王蒙那部“旧作新出”的《这边风景》则无疑具有“特殊时期”的“特殊的历史价值”；金宇澄的《繁花》虽存在较大问题，但它的“横空出世”还是收获了良好的口碑，能够获也是众望所归的结果；苏童的《黄雀记》则显示了独一无二的“南方的情调、气味、气氛”；李佩甫的《生命册》更不用说，这部“储备五十年”而筑就的“心灵史”，被认为“了城市和乡村的时代变迁及其带给人们的心理裂变”。
坦率地说，这是一次没有争议的评选，因而也并没有什么关于评的负面消息传出，从任何角度来看，这次评都显得极为。但仔细分析，我们也可看到，问题也恰恰在于这种“”本身。换言之，就其评选而言，各方的满意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证明了这次“折中选择”的审慎与平庸。这似乎是各方力量的结果，这种选择既是文学自身的胜利，也必然包含它的遗憾。
当然，在这样的时代，由于阅读的惰性与传媒的干扰，真正的“唯作品论”正在变得举步维艰，而有限的共识似乎只能依据作者的名头勉强展开，这也就是业内逐渐形成的所谓评选“潜规则”。就这一点来说，甚至评委们也都理直气壮地承认，“一种均衡原则在起作用”，“在评选作品时，也同时参照作家的创作经历与创作积累”，“在看作品的同时，也看作家的贡献”，即更为“看重作家的持久创作力、作家长期以来累积的文学口碑”，因而，“有多年创作经验并保持高水准的作家更容易赢得评委青睐”，也是“顺理成章，理所应当”的规则。由此可见，在“纯文学”这个狭小的天地里，作者的名望成了裁决作品好坏的重要依据，也成为评环节中一种简单的取舍方式。于是，评自然而然地沦为圈子范围内论资排辈的游戏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对于茅盾文学来说，这种情形更加严重，有时还会出现“杰作”落选与事后“补偿”的情况，久而久之甚至成为了心照不宣的“常态”，使得原本励作品的重要项，逐渐成为某种“疑似”的“终身成就”。而这样的评也终将滋生出它的惰性来，看看还有谁没有得，看看他这次有没有新的作品问世，姑且不论新作的水准究竟如何。而没有得的作家，只要创作，便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有所斩获。从这种“终身成就”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任何“意外”的评，是如何同时自身任何的“可能性”的，它因过于“规矩”而流于平庸，也势必将逐渐让人厌烦。
除了茅盾文学，当下的许多其他文学项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在原本嘉先进、鼓励繁荣的活动中，我们总是预先削足适履，画地为牢地筛选出“合适”的候选者，进而在他们之中做出大同小异的抉择。有时候，这样的活动不可避免地沦为“圈子化”的循环，它使得太多的文学创作者可以非常轻易地冲着评而来，一个可以想见的客观后果也在于它所带来的文学价值的单一与文学经验的趋同，以至于最终的还是文学的丰富性本身。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勃迪伦的此次获，某种程度上恰是甩给当代文学评的一记响亮的耳光，它一声断喝地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应该具有一种面向现实、面向未来的姿态，以的姿态去面对文学的多种可能性，而非依据固有的观念和经验对活生生的正在发生的事实进行无情的规训。也只有在这种性之中，新的创造性因素才会不断生长，让人满怀期待。这便正如人们所说的，“文学就该像江河中的水那样容纳一切，也能够在这种容纳中一些东西以确立自身。”（文/徐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