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坐台女的那些事
原标题：葛涛丨王富仁与鲁迅博物馆的学术联系 ──以两个有关王富仁鲁迅研究工作的资料为中心
王富仁教授是当代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他在1982年考入师范大学，师从鲁迅博物馆馆长李何林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鲁迅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因此也与鲁迅博物馆有了学术渊源。
笔者近日查到王富仁教授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两个材料，并参考王富仁教授的有关论著对这两个材料作一些注释，以此来作为对王富仁教授的纪念。
王富仁教授在1984年10月31日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的答辩，也被称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鲁迅研究博士。但是，他最初拟写的博士论文题目却并不是这一个。
笔者见到过一份《中国现代文学专业鲁迅研究博士生培养计划》的照片，这份材料写在信纸上，共5页，第一页是由师范大学杨占升先生（担任王富仁和金宏达的副导师）亲笔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鲁迅研究博士生培养计划》，第二、三页是博士生王富仁亲笔撰写的《博士论文选题及写作计划》，第四、五页是博士生金宏达亲笔撰写的《论文写作计划》。具体内容如下：
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要求掌握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能力，能在本学科领域做出有创造性的新。掌握两门外语。
二、内容：研究鲁迅文化思想的内容、特点、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鲁迅与中国近、现代主要思想家文化思想的联系与区别，鲁迅对旧文化的和对新文化的贡献，鲁迅的文化思想与它的道、文艺观及创作的关系等等。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王富仁最初拟写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鲁迅与世界文流》，金宏达拟写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鲁迅文化思想研究》，这两个人的博士论文选题应该是已经得到导师李何林先生和副导师杨占升先生、郭志刚先生等的同意之后，才由杨占升先生把两人的博士论文题目和写作计划正式给学校存档。后来的情况是，金宏达的博士论文选题没有改变，而王富仁的博士论文题目却完全改变，最后以《中国反封建思想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为题获得博士学位。笔者曾向金宏达先生询问王富仁教授改换博士论文题目的原因，金宏达先生说王富仁改换博士论文题目的主要原因是原来的博士论文的题目在写作时间上来不及，而改换后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王富仁“储思已深”的，可以在两年内写出来。
的确，王富仁在他1981年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中就已经指出了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一文的不足，并提出了鲁迅小说是“中国思想的一面镜子”的观点：
鲁迅小说与中国运动的紧密联系我们不须再做详细的说明，这在五十年代初陈涌同志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一文就做过相当深刻的阐发。从他的论述中得到的结论是，除了中国的领导权问题之外，几乎所有我国的重大问题都在它的艺术画卷里得到了形象表现。我觉得需要补充说明的只是，它不仅是中国资产阶级主义的一面镜子，更是中国思想的一面镜子，而在这一方面的意义，将随着中国的广泛、深入的开展而逐渐显示出它的深刻性来。
另外，王富仁在硕士毕业后还没有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应樊骏先生之邀撰写了《中国反封建思想的一面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 1 期，可以说，王富仁对《呐喊》《彷徨》的研究已经为他后来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奠定了的基础，实际上，这篇文章后来也成为了王富仁博士学位论文第一章的主干。
总而言之，王富仁在长期思考的基础上撰写题为《中国反封建思想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的博士论文，可以说是比较容易的。
笔者曾经在旧书店购买到两本王富仁教授签名送给著名文艺理论家陈涌先生的著作：《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出版），《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王富仁教授在这两本书的扉页上都题写了一些文字，在《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一书扉页上的题字是：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本《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中还夹着王富仁教授在1984年4月18日写给陈涌先生的一封书信，全文如下：
我是您的一个不知名的学生，中学时代我便了您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一文，至今已不下二十遍矣，它是我学习鲁迅小说的基本教科书，我每试写一篇关于鲁迅小说的文章，都首先再读一次您的这篇杰出的鲁迅论著。当然，在反复学习的基础上，现在我的观点与先生有了某些差异，想先生会原谅学生的或者是有些可笑的这种标新立异的举动，但在一系列基本点上，我仍然是从先生的作品中学习的，您的深湛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分析，您的高屋建瓴的宏观的研究方法，您的现实主义的、社会学的研究方向，您的把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机结合起来的论述方式，乃至您的语言风格，我都曾反复地进行摹仿、学习，主观上我是以先生为楷模的，虽然我现在还难以做到，但我愿沿着先生为我们开辟的这个方向而努力前进。先生的文章使我一点，只有在马列主义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把鲁迅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当我初步鲁迅研究道的时候，正是人们试图从各种途径获得鲁迅研究新突破的时候，这种愿望当然是很好的，尤其在“”利用鲁迅把鲁迅研究推向了机械论的的时候，人们的这种愿望不无合理之处，但同时也伴随着对马列主义理论分析的某些失望情绪，但我始终认为，只有马列主义的理论分析，才能够真正全面地把鲁迅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这种，我是从先生的文章中获得的。虽然我自己做得并不好，但我始终从主观上着这个基本方向，并且决心沿着这个方向不断前进。请先生常常给以指导和帮助。很多人誉我为您的学生，我感到自豪，但却觉得有玷于您的名声，您也不会承认我这一个不成器但又有悖于先生的学生的，但无论如何，我私人极愿意向先生学习，做先生的一个真诚的学生。
这几个字不是王富仁教授的笔迹，大约是陈涌先生在收到王富仁的这封信之后所写的，注明来信者的身份。笔者由此推测，这封信很可能是王富仁教授第一次给陈涌先生写信。
从这封书信的内容可以看出，王富仁教授重点表达了自己对陈涌先生的尊敬之情，自称是陈涌先生的私淑学生，以陈涌先生为楷模，愿意沿着陈涌先生开辟的鲁迅研究道继续前进，但是另一方面又委婉地提出自己的鲁迅研究观点与陈涌先生的鲁迅研究观点有了某些差异。
王富仁教授是在1982年到师范大学师从李何林教授攻读博士研究生的，在1984年10月31日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从时间上推算，王富仁教授在写这封信时估计已经快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他在这时致信陈涌先生，大约是想得到陈涌先生的指教。目前尚不清楚陈涌先生是否给王富仁教授回信，并与王富仁讨论鲁迅研究的问题，特别是王富仁的博士论文关于鲁迅研究的观点问题。
不过，从许子东教授在王富仁教授逝世后发布在微博上发的消息可以看出，他在80年代曾经跟随樊骏先生、王富仁教授一起登门拜访过陈涌先生，相谈甚欢。虽然三人拜访陈涌先生的具体的时间不详，但由此也可以看出，王富仁教授在写这封信之后，和陈涌先生有了学术联系。
王富仁的博士论文摘要以《〈呐喊〉〈彷徨〉综论》为题在《文学评论》1985年第3、4期发表之后，在鲁迅研究界引起了较大的争议。王富仁在1985年12月25日撰写的《的回顾与检查（代自序）》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回应：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摘要发表之后，有些同志认为我的观点与陈涌同志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对此，我要说明几句。陈涌同志那篇著名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我是在高中时读到的，它帮助我形成了对鲁迅小说的最初的整体性理解。甚至我写作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每写一篇关于鲁迅小说的文章，我都要重新读一遍陈涌同志这篇文章。我想，我读它至少不下二十遍。我说这些，绝无讨好陈涌同志的意思，不如从命，真正的讨好是不发表与陈涌同志观点相左的文章。我的目的在于说明我与陈涌同志的不同，绝非在绝对意义上的对立，而是在我充分吸收了陈涌同志创造性研究之后，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研究鲁迅小说的结果。陈涌同志是在身经中国新主义之后，带着对这个的热情和对这个的理解研究鲁迅小说的。他第一次给鲁迅小说的研究带来了历史的整体感和阔度感，但这到底仅仅是一个唯度，并且是一个与鲁迅致力的方向不完全相同的角度，陈涌同志那时还较少可能体会到中国现代与思想在紧密联系的同时存在着的各自不同的特点和规律，这样，他就有可能把自己原本正确的地认识推到它使用的界域之外而造成片面性，就有可能把原本联系着的不同因素以倒置的方式表述出来。这样一些缺点，只有通过鲁迅当时所致力的主要方向才能得到纠正。我改换了一个角度，重点突出了从这个角度所能发掘到的东西，对陈涌同志以及他的后来者研究文章中的部分缺点做了纠正或补正，但对原有的大部分，我是并不否认的。
是不是仅从我这个角度，或仅从我和陈涌同志这两个角度就能穷尽鲁迅小说的内涵了呢？是不是我便不存在片面性、便获得了终极性的真理了呢？我从来没有这样认为。我在文中明确指出，我的研究还是单侧面的，还是浅层次的。我认为，最近汪晖同志对我和陈涌同志的综合是完全正确的。他写道：
用社会生活的有机联系的观点理解鲁迅小说的整体意义，这是《呐喊》《彷徨》研究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但是，这种研究模式的弱点恰好也在：它把鲁迅小说的整体性看作是文学的反映对象的整体性，即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不是从内部世界的联系中寻找联结这些不同主题和题材小说的纽带。“镜子”模式难以从内部提供《呐喊》《彷徨》作为统一创作主体的创造物所必须具备的统一的基调和由此产生的语气氛围，也没有追寻到任何一部艺术史诗固有的内在线索及其对作品的基本情感背景和美学风格的制约作用。换言之，鲁迅小说不仅是中国近现代社会这一外部世界情境的认识论映像，而且也是鲁迅这一具体个体心理过程的总合或全部史的表现。……鲁迅小说作为作家心理史的自然体现，必然具有贯穿始终的发展线索——这是“镜子”模式完全忽略了的。
应当说，王富仁在上述文章中基本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关于鲁迅小说的观点与陈涌先生关于鲁迅小说的观点之间存在的学术联系，以及观点的差异，但是这并没有能够平息他的博士论文在鲁迅研究界所引发的争议和。
1987年3月7日，鲁迅博物馆主办的《鲁迅研究动态》编辑部召开在京部分作者撰稿座谈会。陈涌先生、孙玉石先生在会议发言中较为严厉地了王富仁的鲁迅研究观点，一个是王富仁在博士论文中的观点，一个是王富仁在“鲁迅与中外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的观点。王富仁在会议现场听到了这些严厉的，有些，于是就在3月19日撰写了题为《关于鲁迅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方的几个问题》的长文进行回应。他在文章中这样说道：
当陈涌同志与我均在场，我从来未曾全面否定过陈涌同志的重大贡献而陈涌同志对我的《镜子》一书持态度且有涉原因的时候，孙玉石老师对陈涌同志的片面性未置一词而单方面我的片面性，我则不能不为己一辩。
（笔者按：王富仁在文章中明确说明：陈涌同志把我的某些观点同当前的“全盘西化”的某些提法等同起来，继之发言的孙玉石老师显然也这样理解我的观点。）
王富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从“关于和相对真理”、“整体与部分、否定之否定”两个方面反驳了陈涌先生和孙玉石先生的，并再次强调：
一、我并没有完全否定陈涌同志的鲁迅研究，我是在承认陈涌同志在他的方向上已取得了比较完满的研究而认为重述这些已无多大必要的情况下才另找蹊径的。也就是说，我认为陈涌同志的研究是具有真的研究，是包含着内核的，但它像所有具体的真理一样，并不就是，对鲁迅小说的思想意义还可以从另一方面进行挖掘。二、我对鲁迅小说反封建思想意义的重视，并不是在后来发展起来的思想潮流的冲击下才产生的，不是“随风转”的结果，而是在研究鲁迅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关系的时候，从对鲁迅小说自身的学习自然产生的……三、我在那时、而不是后来便说明了对鲁迅小说思想意义研究重心所可能发生的转移，并且说明了这种转移所依据的客观历史条件，不论它是否正确，都说明我后来的文章并非故作狂言，而是我自己的思发展的合逻辑性的结果。
1993年，王富仁教授应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月刊》副主编王世家先生之邀，撰写了总题为《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系列文章在《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6期、8—12期联系刊登，后来结集为《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在1999年3月出版。王富仁在1999年11月18日曾经把该书送给陈涌先生。
王富仁教授在这本书中把陈涌先生列为马克思主义务实派的代表，并对陈涌先生的鲁迅研究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陈涌这篇仅近三万字左右的论文（按：《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要比初读它时所体验到的粗略含义重要得多，它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务实派的鲁迅研究从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向更切近现实的思想理论框架的转移。这种转移给更细致更具体地分析鲁迅小说并将之与鲁迅小说的审美感受结合起来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显而易见，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地分析对于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研究鲁迅小说提供了最合适的理论框架。我认为，这就是陈涌在鲁迅小说研究中做出了甚至为冯雪峰也无法代替的重大贡献的原因。它决定了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中中国知识接受并理解鲁迅的思维模式，依靠这种思维模式，那个时代的知识才有可能更深入地进入鲁迅小说的思想世界和艺术世界，使鲁迅小说及鲁迅的前期作品安全地驶过了历次文化的狂风激浪，成为在中国文化界唯一一个从本质上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思想体系。鲁迅也以一个完整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面貌站立在中国社会上。
相对于陈涌先生在1987年王富仁的博士论文，并冠以“全盘西化”的高帽，王富仁在1994年发表的这篇长文中对陈涌先生的鲁迅研究仍然作出了高度的评价，虽然这些评价有些超乎历史史实，但也由此也可以看出王富仁教授的学术。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王得后先生一直支持王富仁的鲁迅研究工作，他在1995年7月19日为该书撰写的《序》中特地指出：
但富仁不以鲁迅的为，不以自己的利害为利害，他力求客观而公平地写出历史状况及各派的得失，不宽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尤其是对过他的学派。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富仁教授再把这本书送给陈涌先生时，仍然在签名时自称“学生”，从中也可以看出王富仁教授依然非常尊敬陈涌先生。
王富仁教授不幸逝世，是中国鲁迅研究界的一个重大损失。睹物思人，翻阅上述两份有关他的鲁迅研究工作的材料，不仅可以回顾他与鲁迅博物馆的学术渊源和学术交流，也可以从中感受到他从事鲁迅研究工作的一些历史细节，并从中得到一些。我们后来的鲁迅研究学者不仅要学习王富仁教授的的学术品格，而且也能像王富仁教授陈涌先生从事鲁迅研究工作那样，沿着他所开辟的鲁迅研究方向继续前进，从而推动中国鲁迅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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