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殷的一生，兢兢业业地文学青年文学道。他接触了无数专业和业余作者，读过或者帮助修改过他们的作品，他对文学创作规律、创作方法，有着深刻的体会和丰富的经验，并形成自己的一套文学理论主张。他通过对作品评论、读稿通讯、家中座谈等方式，给文学青年进行，向他们阐明自己的文学理论主张和文学创作规律，指导他们写作。
文艺界和广大的文学作者，对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萧殷，曾给出这样的评语：“他用生命之光，为后来者通向文学之。”
萧殷的一生，兢兢业业地文学青年文学道。他接触了无数专业和业余作者，读过或者帮助修改过他们的作品，他对文学创作规律、创作方法，有着深刻的体会和丰富的经验，并形成自己的一套文学理论主张。他通过对作品评论、读稿通讯、家中座谈等方式，给文学青年进行，向他们阐明自己的文学理论主张和文学创作规律，指导他们写作。
为纪念萧殷诞辰100周年，12月8日上午，由广东省文联、广东省作协、羊城晚、广东省评协联合主办的纪念萧殷诞辰100周年学术座谈会在珠岛宾馆举行，共同探讨萧殷对当前广东文艺评论和创作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就此本报特推出系列专题报道。
广东龙川人，原名郑文生，笔名萧英。作家，文学评论家。新中国广东文艺评论工作开拓者，《文艺报》创办人之一。1938年入延安鲁艺学习。曾任《新华日报》编委、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日报》副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艺报》编委，中国作协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学讲习所副所长，暨南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中央中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广东省文联、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作品》月刊主编，中国作协第一至三届理事。一生主要从事报刊编辑、文艺教学、文艺理论研究，对培养青年作家不遗余力。已出版著作有：小说散文集《月夜》，评论集《论文艺的真实性》、《给文艺爱好者》、《谈写作》、《鳞爪集》、《习艺录》、《论生活、艺术和真实》、《给文学青年》、《萧殷文学评论集》和《萧殷自选集》等。1985年荣获广东省首届文学评论荣誉，1986年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特别。
1955年夏天，萧殷调到中国作家协会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担任副主任，专门研究和青年作家工作。有一天，中国青年出版社吴小武（肖也牧）给他送来一部长篇小说稿子《青春》，是专门请萧殷审处的。这是王蒙的作。王蒙当时刚20岁，在西城区任共青团区委副，他利用一年的业余时间，写了这部反映首都中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稿子曾被编辑部一位编辑“”了。但萧殷看了这部稿子非常高兴。他首先肯定作者有艺术感觉，有写作才能，语言运用得好。但由于作者缺乏写作经验，稿子写得散，作品缺乏主线，杂乱无章。可是他在这杂乱的手稿中，却看到可取的闪光的东西。他觉得作者有生活，作品中的人物，都有个性。作者对人物心理描写、性格刻画，都很生动。
萧殷觉得自己发现一个有才华的作者，心里无比高兴，于是他马上打电话，通知王蒙到他家里来谈稿子。
第一次谈话，萧殷发现王蒙有艺术感觉，很有才华，但缺乏写作经验，对自己作品的优缺点在哪、哪些地方应该展开描写、哪些地方应该删去、怎样安排作品中的矛盾主线等等，他似乎不完全明白。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萧殷眼看这根苗苗这样生气盈盈，却又这样幼嫩，觉得自己应该大力扶植，帮助它成长，使它早日绽开奇花。当时王蒙刚文学道，还未读过什么文艺理论，还不懂得创作的规律，怎样修改？怎样在作品里找到主线呢？
当时萧殷就把自己写的《与习作者谈写作》一书送给王蒙。王蒙读了如获至宝，他在这书里学到了文学知识、创作规律，初步接触到文学创作的“奥妙”。
从此以后，萧殷就约他每个星期天下午，到他家里来谈创作问题。他们每次谈两三小时。萧殷通过谈心方式，先从分析中外名著入手，然后联系到《青春》，帮助王蒙分析自己作品的优缺点。之后，萧殷针对作品艺术上的弱点，向他强调小说要有一条矛盾主线，故事要沿着主线开展。这条矛盾主线要深入到作品的那些出身各不相同的学生家庭中去。
就这样，萧殷同王蒙谈了七八次，当王蒙明白和接受了意见，认识到自己作品存在的缺点时，萧殷就同他研究修改作品的方案。在《青春》的修改过程中，萧殷一直关心和帮助王蒙，并以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名义，替王蒙请了半年的创作假。王蒙经过8个月的刻苦认改，终于把《青春》修改出来，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这书刚印好，还未装贴封面，王蒙就被错划，这书就被压下来，直到1979年党的三中全会后，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
1982年2月，王蒙访美归来，经，他和某报记者谈线年，我把《青春》第一稿交出来，说老实话，很不像样子，吴小武（即肖也牧）看后，请萧殷看，结果萧殷看了以后，非常重视，如果以中国过去的观点说，我的第一个是萧殷，是萧殷发现了我的。”
萧殷帮助青年作者，不仅从如何深入生活、认识和反映生活、掌握文学创作规律上费尽心思；而且更主要的是帮助文学青年端正创作思想，为此花尽心血。
青年作家陈国凯在1962年发表了小说《部长下棋》，萧殷看了很高兴，觉得作者很有才华，将他看做一棵很有前途的文学幼苗，格外关注。他找作者谈话，进行关怀帮助。从此他们之间建立了亲密诚挚的师生关系。以后来往渐多，陈国凯有新作必来找萧殷征求意见。
“”开始，陈国凯受到斗争。后来陈国凯根据自己在工厂生活中的感受，写了一篇小说《四川挖出50米大蟒蛇大学归来》又了“”的什么“”，被诬为“文艺回潮”的大毒草，准备在上公开。从此，他更加痛苦，几次给萧殷写信，表达自己的心情。当时萧殷也因为在清远召开的韶关地区上说了反对“三突出”的话，被打成“文艺回潮”的典型，受到审查。但他不考虑个人安危，只想到要帮助陈国凯。他给陈国凯写信：“要勇敢地生活，绝不能向低头，一定会出现！”
陈国凯得到了萧殷的鼓励，振作，坚强地生活下去。以后，陈国凯写了一篇“以为纲”的小说《捉鸡记》，描写一群红小兵围绕一群鸡，抓住了一个搞活动的“”——资本家老婆。
萧殷看了这小说很生气，认为这是受到“三突出”影响而胡编乱造的东西，便不客气地陈国凯说：“很不好！这是假的，编出来的！不要写连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写不出就不要硬写嘛！干吗要写这样的东西呢？创作是十分严肃的事呀！”
“”后，在萧殷的鼓励下，陈国凯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写出了“”的、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小说《我应该怎么办》，萧殷看了十分高兴。但当时有人说这篇小说是“伤痕文学”，给予否定。这时，萧殷以文学评论家的胆识，挺身而出，为作品说话，认为这些作品正是揭露“”的。他为这些被视为“伤痕文学”的作品大唱赞歌。他写了一篇文章《伤痕是眼泪文学吗》，公开在报上发表，肯定了《我应该怎么办》、《伤痕》等揭露“”的作品，指出这些作品，揭露了“”的，给文学带来了新气息新景象。
萧殷还帮助吕雷修改“”的作《血染的早晨》，并在《作品》发表，引导他文学创作的道，使他在几年间成长为省内外知名的青年作家。
萧殷为了发现、扶植文学作者，三十多年来，他忘我地拼命工作，就在他晚年重病卧床，仍然关心青年写作，为他们看稿，并不厌其烦地给他们复信或改稿。他的卧室以及他在医院里的病床上放着两样东西：一是药瓶药物；二是青年作者的信稿。
“首先是由于客观形势的需要。自从全国解放以后，活动不断出现。几乎每次都一样，每进行一场运动，随之而来的总是向‘左’转。愈是向‘左’转，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便愈来愈遭到，客观规律就愈被否定，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便愈益泛滥，复杂的事物被看得越来越简单。反映社会主义生活的文学创作也是如此。不用说这更是苦了文学青年。他们缺乏经验，还未形成自己的见解，很容易被运动搅得晕头转向，于是在创作道上拐来拐去，不知该怎么办，迫切需要指点……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出自对青年作者同情，每当我看到他们在文学歧上徘徊彷徨，来回走弯时，内心就深感不安。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年轻时代，想到自己在写作道上摸索前进时，那种无人帮助、无所适从的困难处境和心情。我一直在文艺报刊担任编辑，也曾负责过中国作家协会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与青年作者接触的机会更多了，联系更密切了，渐渐地便不仅限于对青年作者的同情，而且也随时给他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相信一个简单的道理：任何大作家都不是天生的，都是从稚嫩的不知名的文学青年中产生出来、成长起来的。因此，发现、扶植、培养青年作作者，是繁荣创作的一个根本性措施，不可忽视。所以，应特别着力帮助他们弄清文学的任务和创作的规律。这些想法在我意识中越来越明确，我就越来越自觉地投身于青年写作的工作。可说是一头钻进去，再也出不来了……”
这是出自肺腑的感人自白！也是一阕动人的园丁心曲！三十多年来，这位文艺园地的园丁，辛勤地用汗水灌溉，使一棵棵的文学幼苗在茁壮成长。全国著名的作家、文学评论家王蒙、唐因、唐挚、杨犁、鲍昌、刘剑青、徐光耀、陈淼、鲁煤等，都是得到萧殷的扶植而成长起来的。我省的陈国凯、王杏元、程贤章、孔捷生、吕雷、杨干华，以及易准、饶芄子等，也是在萧殷的关怀和培养下成长的。
萧殷以自己的毕生精力，兢兢业业地培养和造就了一代文艺新军！他以自己的文学理论了文学青年成长，他用生命之光，了他们的文学道。他的一代评论家的事迹，将永远记载在现代文学史册上。 （贺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