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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洲研究的新进展、不足及未来展望

※发布时间:2020-6-17 0:34:16   ※发布作者:habao   ※出自何处: 

  :大洋洲研究日益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是在最近二十年,尤其是近十年。受到区域国别史或区域国别问题研究的推动,大洋洲研究因势而为,发展很快,成效显著,比如众多研究中心或智库的落地、学术刊物的面世、学术组织的创建等。但由于兴起较晚,大洋洲研究的确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基础研究薄弱、同质性或重复性研究较多、研究被忽视以及岛屿国家研究欠缺广度和深度等。今后的大洋洲研究应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或课题、已有的研究、把大洋洲史研究纳入全球史视阈、有机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以及使用新文献资料等方面下功夫。

  关键词:大洋洲研究; 研究中心; 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大洋洲文学研究》

  作者简介: 汪诗明,中国亚太学会大洋洲研究分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谈起大洋洲,遥远与偏僻是令人最容易想到的两个词汇。但大洋洲有多大,具体界分在哪里,恐怕知晓的人并不多。广义上讲,大洋洲包括位于亚洲和南洲之间的全部岛屿和群岛,但一般在使用这一地理或区域概念时,太平洋中的一些岛屿或群岛又被排除在外,比如太平洋北部的一些岛屿( 如千岛群岛和阿留申群岛) 以及太平洋西部的一些岛屿(如日本列岛、印度尼西亚群岛、菲律宾等) ,余下的区域才通称为大洋洲,即位于南北回归线度的迪西岛之间的地区,有超过1万个岛屿,总面积(不包括,但包括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约317700平方英里(合822800平方公里) 。大洋洲岛屿千千万万,它们在自然风貌、资源禀赋和文化特色方面千差万别。人们通常结合地理、种族和文化因素,把大洋洲划分成三个广阔的地区,即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

  我国对大洋洲的认知较早,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时期就有相当多的华人赴淘金,为早期拓荒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清末民初,文学作品开始被译为中文。据有关学者考察,那时有20部文学作品被介绍给中国读者,其中19部作品是作为英美文学译入的。这对早期的中澳文学交流起到了筑桥铺的作用。但学术层面的认知约始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196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著名史家戈登·格林伍德(Gordon Green-wood) 的《社会史》(Australia: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一书的中译本。这本译作仍是国内澳研学界常常使用的参考文献。七八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洋洲研究系列丛书,内容涉及太平洋岛国的历史、人文、政情、地理、农业等方面。这套丛书为国内读者初步认知大洋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后,大洋洲研究开始在国内部分外语院校陆续展开,但研究范围局限于文学或文化,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局面并没有多大改观。进入21世纪初尤其是第二个十年,大洋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呈现人数不断增多、迭出、学术影响力日益提升的局面。但是,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研究门类或领域,大洋洲研究中的诸多不足亦随之出来,如基础研究薄弱、研究视野逼仄、重复研究较多等。鉴于此,对现有研究进行系统考察,对已经的问题作出分析,并针对性地提出深化研究的具体径,这对大洋洲地区无论是作为一个历史门类的研究还是作为区域国别研究,都是一件十分必要且有意义的事情。

  与其他区域国别研究相比,大洋洲研究是比较晚近的事。但近年来发展很快,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1979年,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研究所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以大洋洲文学为研究重点的大洋洲研究机构,也被认为是国内第一个研究中心。20世纪90年代后,研究中心接二连三地涌现。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太平洋研究中心成立。与国内研究中心以研究文学和文化为主要方向不同的是,该中心是研究大洋洲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及对外关系的学术性机构。迄今为止,全国计有39个研究中心,这在区域国别研究中是较为鲜见的。进入21世纪,一批以大洋洲或太平洋岛国为名称的研究机构或智库纷纷亮相。比如2012年5月,中山大学成立了大洋洲研究中心,9月聊城大学成立了国内首个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此后,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太平洋岛国战略研究中心、外国语大学太平洋研究中心、福建农林大学南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邮电大学南太平洋地区研究中心也相继成立。相比较而言,国内的研究中心建立时间较晚且数量有限,目前只有三个研究中心,即华东师范大学研究中心(2002) 、大学研究中心(2007)和厦门大学研究中心(2009)。这些研究机构或智库的陆续建立,为国内大洋洲研究在目的性、规划性和规范性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

  研究队伍是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大洋洲研究队伍的形成以及不断发展壮大,与其他研究领域有所不同。最初从事大洋洲研究的并不是有这种专业背景的人,比如最早从事大洋洲研究的那些民族学和人类学方面的专家,只是因为专业或课题研究的相关性而开始接触大洋洲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的专业性开始。一些从留学归来的学者开始在他们所在的外语学院( 系) 陆续建立了研究中心,并把文学和文化视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随着我国对外步伐的加快以及受益于良好的中澳关系,去留学的人越来越多,但由于受到当时的语言条件的,公派或自费留学的基本上属外语专业出身,这些人赴澳之后大多仍从事语言学、教育学和文化方面的深造,回国后又大都与文学或文化研究为伴。这种专业背景或人才培养模式对国内的研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国内从事研究的大都是外语专业出身且在外语院校任职的教师,发表的科研亦以文学或文化为主。到了21世纪初,国内的澳研情况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源于原来英国史的人“改行”了,即一些研究者原来是按照英国史研究模式培养的,但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则把目光转向了英国以外的英联邦国家。一些较有影响的英联邦国家,如、南非、印度、、、新加坡等国,开始受到关注。与以往只重视文学或文化领域不同的是,历史专业背景的人则聚焦这些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制度、社会管理、经济发展、外交与防务战略等领域。进入新时期的第二个十年,大洋洲研究队伍出现了一个喜人的变化: 一方面,国内大洋洲领域开始培养自己的研究人才,有一批博士或博士后陆续进入研究者队伍,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崭露头角; 另一方面,有一批从留学归来的非文学类的博士为大洋洲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知识面宽,思维敏捷,研究视角独特,对外学术交流活跃,在资料摄取方面优势明显,成为国内大洋洲研究领域越来越有特色的一支生力军。

  区域国别研究离不开学术刊物平台的支撑。作为国内第一个澳研机构,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研究所于1981年创办了《大洋洲文学丛刊》。几十年来,该刊在向中国读者介绍大洋洲文学以及推动国内大洋洲文学研究水平的提升方面做出了卓尔不群的贡献。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主办的《大洋洲蓝皮书: 大洋洲发展报告》于2013年出版发行。此后每年接续发布,成为国内大洋洲学界及时了解这一地区国情民情、重要事件进展的重要窗口。2016年12月,由外国语大学研究中心主持编写的《蓝皮书: 发展报告》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隆重推出。2018年,该澳研中心还创办了国内首家《研究》集刊。2017年,由聊城大学主办、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中心承办的学术集刊《太平洋岛国研究》正式创刊。本刊旨在探讨太平洋岛国历史与现实诸问题,以期促进中国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发展,推动国际学术交流。大洋洲领域的蓝皮书、学术集刊的赓续问世,为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心之所向的学术园地。

  由于拥有一支较为可观的研究队伍,加之近年来大洋洲地区热点或焦点问题不断,这一领域的研究与日俱增。首先,出现了一些有分量的研究。这些发表在《历史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当代亚太》《史学月刊》《史学集刊》《世界民族》《外国文学》等著名期刊上。其次,学术专著越来越多。十多年前,大洋洲研究领域的学术专著可谓难得一见,专题性强的论著就更加稀缺。现在的情形不同了。以土著问题研究为例,目前就有《土著人研究》《混血土著问题研究》《土著问题研究———以种族和解为线索》三本学术专著,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现象。如果说十多年前对大洋洲研究进行爬梳是一件相对轻松的事情,那么现在要对十年来甚至近五年的研究予以评析的话,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咀嚼和消化,并且要有相当的学科前沿意识,否则只能充当旁观者或者隔靴搔痒。

  成立学术组织是一个研究领域向广度和深度方面发展的体现。通常来说,一个学术研究领域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之后,会形成一个共同体意识: 这就是通过一个共同体组织来规范学术交流,通过学术规范来引导学术稳定健康发展,以及明确该领域的研究目标及其前景,包括人才培养等。由此看来,学术组织的建立是一个领域学术研究水准得到社会认可的一个重要标志。大洋洲的学术研究逐步发展,和催生了自己的学术组织。中国亚太学会大洋洲研究分会、中国亚太学会研究分会和中国太平洋学会太平洋岛国研究分会于2019年成立可谓恰逢其时。

  一个学科或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很多因素,学术交流机制的建立与运作就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因素。通过学术交流,大家可以了解本学科、本课题领域最新的发展状态,可以确立或校正自己的研究方向。十几年前,大洋洲领域只有两年一度的“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简称“澳研会”) ,会议的主题基本上是以文学或文化探讨为主,其他议题仅是一个辅助的存在,参与的人数也很少。现在的大洋洲研究领域已形成了三大会议或论坛、众多专题研讨会或学术工作坊并重叠加的学术交流机制。除中国亚太学会研究分会主办的两年一度的“澳研会”外,还有一年一度的“大洋洲研究高层论坛”和两年一度的“太平洋岛国研究高层论坛”。这三大论坛各具特色: 一个关注国别,一个聚焦次区域,还有一个总括全域即大洋洲。除三大论坛外,还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每年一度的有关大洋洲的专题研讨会,迄今已举办了四届。这个研讨会规模不大,但议题时新,讨论与争论是一个显著特点。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大家各抒其怀,新见、异见迭出。还有一个会议机制不得不提,那就是外国语大学和合作高校轮流主办的“中澳跨文化研究论坛”,这是目前中澳两国间最大的年度双边学术交流机制。2019年11月在外国语大学举办了第七届年会。

  区域国别研究有没有研究模式这是近年来颇受学界关注的一个话题。由于传统史学研究与研究或国际问题研究是分开的,而且这两个领域或学科有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径和研究目的,因此形成了相对分明的两大学术板块。大洋洲研究属于后学,没有的学术交流机制的约束,其独特的后发优势使它能够很好地把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不仅体现在一些专家的研究项目、研究议题以及论文撰写方面,而且在几大学术论坛的议题设置上也可见一斑。比如第二届“大洋洲研究高层论坛”的几个议题就反映了这种特点,如“大洋洲国家历史与文化”“大洋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与、关系”“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等。

  大洋洲研究尽管近年来上升势头很快,取得了方方面面的,但由于底子薄,发展时间短,加上受到各种主客观不利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大洋洲研究的确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基础研究是指对一个学科或一个领域的基础知识的系统梳理与认知,对其基本原理的全面和深刻的与阐释。应该说,基础研究是一切研究的前提或基础,没有基础研究作为前提,其他研究比如说研究或应用研究就无从谈起。 “基础研究是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先导和源泉,是核心竞争力和学术制高点,更需要原创性的。”没有系统的基础研究,就难以找到问题之源和解决问题之径; 没有扎实的基础研究,学术研究就会浅尝辄止,难以持续。所以,基础研究是衡量一个学科或一个领域发展水平的试金石。但是,众所周知,基础研究费时耗力、费脑伤神,其不易刊发,受到社会关注的程度也不高。受此影响,一些人比较倾向于省时省力、容易刊发且关注度较高的研究或应用领域研究。总体来看,大洋洲领域的基础研究就不是很多,而国际关系、地区问题的研究则让人应接不暇。比如在大洋洲研究中,研究开展得最早,参与的专家、学者人数最多,也十分丰富,但基础研究不充分仍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在研究中,历史研究是基础; 而在历史研究中,殖民史研究是基础。无论是“土著问题”或“原住民问题”的产生,还是“白澳政策”的源起,皆与英国的殖民战略、殖民行为及其后果有直接关联。而在这两个研究“基础”中,不仅参与的人数少,也屈指可数。就殖民史研究而言,目前仍有很多空白点有待填补。

  学术的魅力以及生命力在于学术的不断创新。同质性研究或重复性研究是不利于学术创新的。那么,同质性研究或重复性研究为何成为学界的一大? 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础研究能力不足。基础研究能力欠缺致研究视野狭窄,课题选择的余地较小,这样就会出现众人择易而为的现象。二是急功近利。学术界总有一些人不愿“板凳要坐十年冷”,希望走捷径或不劳而得。在这种心理作用下,选择一些讨巧的议题就成了一些人的钻营。这样一来,同质性或重复性就难以避免了。三是闭门造车、盲目自信。“人文社会科学是积累性极强的科学,认识人类自身和认识社会发展不是几个人和几代人所能完成的,必须吸取前人的智慧和经验才能在新的起点上总结规律、提炼理论,使研究逐步接近真理。必须对前人所作的经过历史检验的研究给予信任、加以继承,在前人的终点上寻找自己的起点。”可是,偏偏有一些人关起门来搞研究,对学术界同行已经取得的研究采取轻视或的态度,对自己的研究议题、研究径以及得出的结论又自信满满。殊不知,这样的研究不仅有可能导致低水平重复研究,而且了学术研究所的尊重他人、尊重前人研究的基本原则和学术规范。四是过度追踪热点或焦点议题。在一些人看来,关注度较高的议题往往能让研究者名利双收。比如,近年来中澳关系现状及其走势就是一个热议的话题。无论是学文学的,还是经济学出身的;无论是学历史的,还是研究国际的;无论是律的,还是对国际关系感兴趣的,大家不约而同地对中澳关系评头论足。不同专业背景的人从不同的知识背景、视角去探讨同一问题,会对人们认识这一问题起到知识解构或重构的作用,但不容否认的是,当很多人趋之若鹜地去研究不那么复杂的中澳关系时,其得出的结论基本上大同小异。重复性或同质性研究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某些应该予以关注的领域或议题却视而不见,或轻描淡写。

  是大洋洲地区的一个重要国家。比起,它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进入殖民者探险和勘察视线的,但英国对它的殖民却晚于,而且采取了与完全不同的殖民径或手段。在成为英帝国的自治领后甚至在英联邦阶段,与其主国的关系要比与其主国的关系要亲密得多。不仅如此,还与发展了较为独特的伙伴关系,与南太平洋地区的一些自治岛屿与属地的关系也非常独特,1951年与美国缔结的同盟关系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宣告破裂,而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却。这些独特之处与的历史文化因子有关,也与其对国家发展道的选择相干。然而,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国内鲜有专门从事研究的专家或学者,研究在国内几乎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

  岛国研究从无到有,从辅助于澳新研究到本位研究(以岛国为主体的研究) 的转变,从少数人的偶尔为之到有多人的主动参与,并且有属于自己的专业学术集刊,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岛国研究由一个不被人注意的“丑小鸭”到备受关注的“白天鹅”的华丽转身,与国内几个岛屿国家研究机构的不懈探索是分不开的。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中心在这方面可谓做出了显著贡献。由该中心人员承担的“列国志”丛书中的太平洋岛国志已经与大家见面了。这项填补空白的工作受到了学界的关注,也得到了社会的好评。但是,岛国志的编撰与发表只是完成了太平洋岛屿国家研究的阶段性任务。从岛屿国家研究的机理和社会价值需求来看,这仅仅是个起点。另一方面,目前的专题研究集中在大国和澳新两国对岛国的援助战略与政策、全球气候变暖对岛屿地区的影响、太平洋岛屿国家可持续发展道、海洋通道安全与海洋经济等方面。历史研究、微观研究或深度研究较为薄弱,与其他区域国别研究有不小的差距,具有较大影响的代表性论著可谓凤毛麟角。

  一门学科、一个领域的深入研究是有其自身演进规律的,这种规律性是通过一些径的设置而得以体现的。大洋洲研究在我国已有一定的基础,有些领域已经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但学海无涯、研无止境。大洋洲领域的深入研究,取决于在下述径方面的有益探索与尝试。

  如果把大洋洲分成、和太平洋岛屿国家三个单元的话,那么每个单元都可以找到一些非常有价值但尚未被涉猎或研究不够深入的议题。

  1.研究。撇开文学研究不谈,移民问题、华人华侨问题、土著问题、外交与防务问题、能源问题、教育与文化问题等无疑是管窥历史演进和现实发展的重要视角,也是研究中备受专家和学者青睐的对象。但 是,历史本身就是一个绵延不绝的过程,有其无所不包的内容,而人们对它的认知层次、认知维度、认知需求是不一样的。上述问题或领域只是构成历史或现实的一部分,并非全部。坦率地说,国内研究是很不充分的,存在很多学术盲点或没有深耕细作的领域或课题,比如殖民时期囚犯制度、的丛林、“澳新军团”的产生及其影响、劳资关系的变迁、立法、联邦与州、领地关系的建构及其影响等。即便在那些已被大家所熟稔的领域,仍存在拓展研究的空间。比如移民问题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不可谓不丰富,但稍加梳理便可发现,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的移民政策的变迁、移民与澳经济和社会发展关系、华人移民的数量及其地位的变迁等方面,缺乏对其他移民群体(希腊裔、意大利裔等) 的观照,比如这些移民群体如何融入当地社会、如何参政议政、如何保持与祖籍地的关系等。

  2.研究。学术界对的研究兴趣与国人对的认知需求似乎并不合拍。现有的研究关涉《怀唐伊条约》、毛利人的教育与文化、的二元文化主义、外交与防务战略或政策等领域,但需要探讨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毛利人的土地观念与土地所有制、毛利人的组织变迁、英国在的殖民战略的演变、毛利战争(Maori War) 、怀唐伊法庭(Waitangi Tribunal) 的建立及其影响、毛利文化的复兴与历史影响、毛利人的城市化进程、毛利人政党兴起及其影响、毛利人社会福利、历史遗产、为何退出《澳新美同盟条约》(ANZUS Treaty) 等。与一样,也是一个移家,但该国的移民政策尚未引起学界的探讨兴趣。

  3.太平洋岛国研究。太平洋岛屿国家偏远,国小民寡,如果不是联合国的2030年议程以及全球气候变暖引发岛国之虞,这些岛国几乎不为所关注。这种客观情况无疑给学术研究带来了不小的困阻。从这个意义上说,岛国志的完成是件非凡的事情。岛国志的出版为从事太平洋岛国研究的人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储备和学术语境,也强化了有关研究者的一种学术责任感。为了进一步提升太平洋岛国研究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开拓新的研究议题就是一个不得不为的步骤。殖民时期列强对岛屿的瓜分、教在岛屿地区的战略与径、殖民管理模式的比较、非殖民化进程及其特点、部落(等级) 管理制度的嬗变、部落文化(图腾、禁忌等) 、部落与国家关系、三大文化圈的比较、次区域主义的产生及其影响等都是岛国历史变迁中的重要内容,需作深入研究。

  学术的不断进步不仅体现在持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或发掘新的研究议题,也在于对已有的所谓进行重新思考。后一种情况不太多见,相对来说难度较大。这是因为,如果对某一问题没有深入研究,新的问题是不太容易被发现的;如果对某一问题没有浓厚的兴趣,那么挖掘新的文献资料或对此进行重新审视,几乎就是一个天真的想法。大洋洲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水准总体不高。一些问题受制于有限的资料或认知上的粗疏,已有的结论可能失之偏颇,也有可能出现舛误,需要予以回顾性研究。试举一例说明:

  英国为何选择遥远的作为罪犯之地? 现在见诸各种论著中的一个普遍看法或观点是,由于爆发了战争,英国失去了殖民地,英国本土的大量罪犯从此无处安放,急需寻找一个替代之所,便是一个理想之地。这如同一个教材式的结论,很少受到质疑。因为这一结论不仅在历史事件的时间序列上是严丝合缝的,而且在逻辑关联上简直无懈可击。但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思索和追问下列问题: (1)为什么只有适合流放罪犯? 在探查“未知的南方”之前,英国已界其他地方建立了殖民地,这些地( 除外) 就不适合流放罪犯? (2) 有一种观点认为,把罪犯流放是为了防止他们伺机返回英国本土。这是一劳永逸之举。这听上去既合情又合理,但是人们不禁要问: 在当时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况下,如果把罪犯流放到英国的其他殖民地,这些遭到流放的潜回英国的可能性有多大? (3) 把罪犯从英国本土至通常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其中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尽管的较多,且全副武装,但风险极大,甚至连负责的人的生命都无法。英国为何要冒这样的风险?

  其实,针对英国寻找“未知的南方”就是为了流放罪犯的说法,著名史学家斯图亚特·麦金泰尔(Stuart Macintyre) 就没有完全接受。他在 2008 年完成的《史》(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alia) 一书中指出,对于殖民动机问题的争论,由于文件语焉不详,所以很难清楚。“那些认为作为罪犯处理场的学者,视这种捉摸不定的起源为一种新的开端。那些地缘的学者认为,这是具有帝国远见的、更具有肯定意义的一种延续。”另一位著名学者阿兰·弗罗斯特(Alan Frost) 并没有停留在质疑层面,而是花了 35 年的时间对英国远征的原因作了细致入微的稽考。他认为,英国远赴太平洋航行事实上是一次精心策划和小心翼翼的行动,反映了此次航行对英帝国和商业抱负的重要性。这就是说,英国对“未知的南方”的远征早有了自己的盘算,其动机就是在那里建立殖民地、攫取资源以及扩充英帝国版图。殖民地的变故只是加快了英国远征与殖民的步伐,而输送罪犯只是实现这一的工具而已,也可以理解为一举多得中的一得,并非根本或主要目的。这个例子很有代表性,它我们,从心理认知的角度来看,人们从众认知的习惯是不会轻易的; 从学术发展原理来观察,一些看似的结论其实经不起一些细节的。

  大洋洲在地理上是相对孤僻的存在,但在新航开辟后,大洋洲不仅作为一个自然地理的存在,也作为一个地理的存在进入世界的认知范畴。无论是在主导的殖民时代,还是在非殖民化时期以及处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大洋洲多数时候是较为被动地被纳入世界体系之中。但是,无论是以一种什么方式与世界其他地方建立联系,它作为这个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是无法否认的。正因为如此,大洋洲史的研究需要一种全球史的视野,否则大洋洲史就是一部被人为地割裂、不完整的区域史。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研究和撰写大洋洲史时,全球史只是作为一种考察的视角,决不能用全球史来取代或架空大洋洲史。

  跨学科研究是上个世纪十年代就开始受到追捧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该研究方法旨在通过超越以往分门别类的研究方法,实现对问题的整合性研究。这种方法比较广泛地应用于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型学科或研究门类。区域国别研究是一门新近崛起的显学,它是“针对特定国家或者区域的人文、地理、、经济、社会、军事等进行的全面深入研究。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问题研究和国际研究联系密切,但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大于后者。它具有全面性、深入性、及时性和战略性等特征”。由于区域国别研究涵盖面广,每个方面或领域都有自成一体的客观存在和系统的知识基础,所以其研究方法就不可能整齐划一,必须具有包容性,需要借鉴相关学科或领域的研究方法,并构建自己的跨学科研究体系。如果把大洋洲置于区域国别研究的语境或框架下来考察的话,那么有机地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就能起到殊途同归的作用。比如对太平洋岛屿地区的问题研究,就有很多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参与其中,并且涌现了一批研究。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利于综合和分析来自不同学科的观念和信息,进而提供全新的洞见和观点。

  研究资料的丰富程度以及权威性如何不仅影响课题研究的水平,也影响到科研的创新程度。随着中国与大洋洲学界交往的广泛开展,中国学者的眼界开阔了,在资料的引用方面也开始多元化,并注重资料的质量。现在随便翻检一篇论著,就会发现大量的外文文献资料。这是大洋洲研究水平日益提升的一个重要体现。但细究一下便不难发现,很多论著的参考文献还欠丰富,资料的权威性显得差强人意。比如在历史研究方面,联邦层面的档案文献(更不用说州或领地一级的档案文献)就使用得很少,有些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就没有使用过档案文献。虽然我们不能档案文献,但对于一些特殊类型的选题,档案文献的使用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仅一般性文献或间接文献资料,那么事件的原貌以及问题的本质恐难呈现或。以研究1975年的《种族歧视法》(Racial Discrimination Act) 为例: 如果仅利用通史类著作文献,很多问题还是一头雾水,因为一般性著作不大可能提供《种族歧视法》的所有条文,重要条文更是难见真容;如果利用网络文献,那么网络上提供的《种族歧视法》条文已经不是 1975年的初始文本了,而是经过数次修订过的法律文献,与当初的文本有较大出入。如果用修订过的法律文本去解读当年的法律产生的背景、文本条款及其影响,那就贻笑大方了。还有一类文献也很少被使用,那就是联邦议会辩论集(也有州或领地议会辩论集) 。由于辩论的问题涉及历史与现实,指涉、经济、社会发展、、防务、外交等各个领域,所以,这类文献资料是我们研究甚至地区和国际问题时轻视不得的材料。

  大洋洲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尤其是近年来的发展令人欣喜。但是,无论是作为地区国别史研究还是作为区域国别问题研究,大洋洲研究都要学术至上原则,以服务于国家对外战略和“一带一”为己任; 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探讨大洋洲文明演进中的重要事件及其历史影响,敏锐观察全球化进程中大洋洲区域治理乃至参与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议题;在借鉴和吸收其他区域国别研究和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自身,为我所用,构建并完善自己的研究模式。只有这样,大洋洲研究才能行稳致远,同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树立自己的特色。(注释略)属虎的属相婚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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