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嵬驿兵变之后，唐玄和太子李亨兵分两：玄进入四川避难，太子则去灵武组织力量反击叛军。太子到了灵武就宣布登基，这就是
这时已经称帝的安禄山因为眼疾失明而性情，更加反复无常。担心地位不保的太子安庆绪，于是杀了他的父亲安禄山后即位称帝。这样一来，叛军内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化。于是，拉开了第二位反叛主角史思明登台的序幕。
史思明胸怀才略，骁勇善战，曾经多次立功，很受玄的赏识，他的名字“思明”就是玄给改的。安禄山死后，郭子仪乘机借助回鹘的力量收复了长安、洛阳，叛乱似乎很快就要被平定了。识时务的史思明于是归降了朝廷，被任命为范阳长史、节度使。
已经被叛乱苦的朝廷，对史思明始终不放心，怕他再次反叛，于是就想设计暗杀他。结果计划败露，无可选择的史思明于是再度举起了反叛的大旗，并于乾元二年（759）安庆绪，自己称帝，国号为燕，建元顺天，自称应天。
如果说史思明与他的伙伴安禄山，在反叛的舞台上，所表演的内容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他不仅能攻城略地，还知道铸造发行货币的作用，这样既能表达他改朝换代的愿望，同时宣示其帝位的，还能为他的叛乱事业筹集经费。这说明史思明的才干绝不亚于安禄山，甚至还在他之上，因为他知道货币的重要性。
这两张钱币拓图，就是史思明铸造的两种货币，即得壹元宝和顺天通宝。这两种货币都是他占领洛阳称帝之后，佛像铸造的，事见《书·食货志》：“史思明据东都，亦铸‘得壹元宝’钱，径一寸四分，以一当开元通宝之百。既而恶‘得壹’非长祚之兆，改其文曰‘顺天元（通）宝’”。
一般的情况下，铸造货币不用年号就用国号。“得壹”既不是年号，也不是国号，却被史思明用来铸造钱币，这其中一定另有寓意。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得一以生，王候得一以为天下正”。
作为反叛的胡人，史思明可能是想用铸造“得壹元宝”的方式，来表示他也是天下的正统，是位真命的天子，表明了他要一统天下的愿望。但是，得壹元宝铸好之后，史思明可能才意识到，“得一”也可以被解读为“只得一年”，这就让帝祚长久的史思明很是尴尬。于是，他便改元“顺天”，改铸年号钱“顺天元宝”，表示他起兵是“顺天应人”，想表达的意思仍然是要强调他才是的真命天子，希望能够统一天下。
这说明史思明已经是一位非常汉化的胡人，不再是一味的蛮干，除了会马背上较力，还会通过铸造货币来打宣传战了。
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与开元通宝钱按1:100的比值同时流通，即“以一当开元钱之百”。都是虚值的大钱，目的就是收刮百姓的钱财。
据大约是唐末五代时期的人张台的记述，史思明铸钱，是以大量佛像的铜作为原料的，后人因此有“洛阳古寺铜销尽，都是劫”之说。
顺天通宝是由得壹元宝改铸的，得壹元宝铸造的时间短、数量更为稀少，因此钱币收藏界有“顺天易得，得壹难求”的说法。顺天通宝因为流通时间比得壹元宝稍微长一点，因此有减重的现象，版式也要更加复杂一些。
史思明虽然想通过铸造货币的方式，来表明他是的真命天子。但是，的现实却证明他仍然只是一个反叛的胡人，结局与他的前任安禄山也是惊人地一样。
他俩就仿佛像是下凡的同一颗星宿，无论是在位的时间、还是死的地方、乃至于死的方式，竟然都如出一辙，都是死于自己的儿子之手！差别仅仅是一个是亲生的，另一个是领养的。这种结局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在唏嘘之余，我们不禁要感叹，这可能就是冒险的代价，亲情、人性一旦被野心操控，任何悲剧都有可能发生。即便是亲生父子，也会相互！
上元二年（761）史思明被他的养子史朝义后，叛军再次爆发内乱。郭子仪又一次乘机借回鹘之兵收复了洛阳。唐代广德元年（763），穷途末的史朝义被其部下李怀仙诱杀，而成为他归降朝廷的投名状。至此，前后延续了七年零两个月的安史之乱始告平定。
安史之乱虽然最终被平定了，但是，叛乱之后的唐朝已经不再是此前的唐朝了。因此，安史之乱的影响不仅仅限于唐朝，对此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也影响深远，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变革的分水岭。
首先是从叛乱队伍中分化出来的，以“河朔三镇”（卢龙、成德、魏博）为代表的军事集团，继续盘踞在以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他们虽然表面上归顺了朝廷，实际上却是以节度使的名义，实行军阀的割据。唐朝从此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由全盛转入了衰落。
其次是为北宋的预留了伏笔。因为唐朝始终无力控制以“河朔三镇”为代表的军阀。因此，使得随后的五代以及北宋，重建北方国防线的计划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契丹的南移给北宋造成了非常大的战略压力，并因此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都直接与安史之乱有关系。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由是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凡二百余年”。
再次是叛乱平定之后，在思想界引发了对此前曾经风靡一时的“胡化”现象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后来又进一步演变成为了韩愈等人所发动的复古运动。经过这场复古运动的洗礼，唐朝前期那种、自信、多元的社会风气，被后期保守的仅仅以中华古典为上的所替代，并最终导致了宋朝的内敛、懦弱和不自信。从此，唐朝文武并重的价值观，被宋朝重文轻武的观念所替代。
最后是作为国家的管理模式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此前，唐朝是继承了北周武川镇军阀系统的武力国家，以武力为立国的根本，所有的活动都是直接向派发，力役的负担占很大的比重。安史之乱以后，开始采用新的方法，实行“两税法”，向收取货币税的比例开始增加。武力国家由此逐渐转变为财政国家。如国内发生叛乱，就用雇佣胡人来帮助；如外敌的入侵，则用金成和解。这些都为后来的宋朝树立了先例。从此，货币在社会生活中开始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1966年9月出生，副研究员，现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属事业单位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信息部主任、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博物馆协会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秘书长。
学术兴趣广泛，研究领域涉及：中国货币史、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白银的货币化、丝绸之东西文化交流史、中亚历史及民族史，国内外公开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
《中国货币史线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发布的2016年8月份“中国好书”，2017年9月又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推荐的第二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名单）；
《三千年来谁铸币：五十枚钱币的极简中国史》（中信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发布的2019年2月份“中国好书”）。
（2）受邀作为顾问与海外节目中心合作，2015年9月策划指导了《融通之》十集大型纪录片，2016年12月19日在卫视。
（3）应邀策划组织了2017年7月21至26日《乌孙古道》综合科考活动，从新疆拜城县黑鹰山出发，翻越天山抵达特克斯县，对沿线的古道进行了综合科考。第十频道“探索与发现”栏目分两集于11月23、24两天做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