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21日，云南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边疆治理与中国边疆学构筑高层论坛”在昆明召开，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60多名学者，围绕中国边疆治理及中国边疆学的构建等主题进行了研讨交流。
10月20—21日，云南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边疆治理与中国边疆学构筑高层论坛”在昆明召开，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60多名学者，围绕中国边疆治理及中国边疆学的构建等主题进行了研讨交流。
中国边疆研究历史悠久，丰硕。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马大正提出，中国的边疆研究经历了千年积累、百年探索。中国先民对边疆的关注较早，在上古典籍中，便有关于边疆的记载。进入阶级社会后，边疆进一步成为中央王朝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19世纪以来，中国边疆研究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嘉道时期，主要专注于西北边疆史地。第二次是20世纪30至40年代，边疆研究在范围、领域、视角和方法上有所拓展，对边疆史地、边界沿革及边患、边疆社会等皆有涉及，逐步成为一门现代“边缘学科”。第三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所的成立，此后边疆学研究逐渐形成了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为主要内容的三大研究系列。
长久的学术研究积累了丰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李尚英提出，近30年来出版的专著和论文在选题上多有创新；在研究方法上，已逐渐与、民族学、教学、外交学、社会学、考古学等学科相结合；从学术影响上看，既有学术价值，又具现实意义，对于总结已有和揭露外来的、发展边疆地区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自秦汉以来，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边疆的经营与治理，并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广义的边疆治理，包括管理和开发两个方面。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中心教授方铁提出，制定适用于边疆的策略与治理方法，是中原王朝治边的重要特色。羁縻之治是秦汉、唐宋至元明清边疆治理的一项重要政策，封建王朝通过较为宽松灵活的形式，与“四夷”建立同一体的关系，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在边疆开发方面，元朝以前，中原王朝在边疆地区重在防守而轻视开发。元明清加强对边疆的治理，巩固和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使边疆和内地逐渐融为一体。
清朝根据边疆各民族原有制度及民族特色，分别实行适于各民族的边疆政策，即“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如在东北地区对八旗兵民施行八旗制，对边民施行姓长制；对当时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在新疆地区实行伯克制；在西南地区则推行土司制度。这些政策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加速了边疆和内地的一体化进程。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孟繁勇提出，盛京将军在东北最终将集于一身，行使总督，为盛京地区建立行省扫清了障碍，推动了盛京地区与内地一体化的进程。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陈跃认为，乾隆时期朝廷鼓励内地移居新疆，并在汉人集聚区设立府州县等与内地一致的行政建制，从而在地域治理体制上实现了新疆东部地区从边疆到内地的转变。
“大一统”思想始终贯穿于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实践，对边疆治理策略乃至边疆态势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李治亭提出，如何认识、正确解读中国古代边疆治理，不仅是“边疆学”而且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问题。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就在于，边疆及其民族的历史演变最终与内地凝聚成大一统的中国疆域，形成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的这一漫长过程，惟有“大一统”的理论才能给予准确解读，其和本质，阐述边疆的内在动因。
中国边疆研究的千年积累、百年探索继承以及近30年的创新实践，为构建中国边疆学科体系奠定了的基础。马大正认为，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研究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的专门学科，从研究时段看，中国边疆研究离不开古代、近代、现代历史演进历程。因此，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中国边疆学赖以的基础。但由于中国边疆这一特定研究对象的性、复杂性，中国边疆研究体系中包括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二元性结构，仅仅历史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边疆问题研究的全部，因此，需要集纳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诸学科间互通、交融和集约十分必要。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周平提出，对边疆的认识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从国家疆域的角度看边疆。边疆实际上就是国家疆域的边缘部分，因此，认识边疆一定不能离开疆域，只有站在疆域的基础之上，才能对边疆作出本质上的解释。二是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边疆。边疆是在国家疆域的概念上的界定，基本上说是疆域的边远部分的存在，这是一种变动的存在。纵观历史，古代边疆、近现代边疆、当代边疆，无论性质还是形态都有很大的不同。三是立足国家治理看边疆。边疆、边疆治理一定要和国家治理结合起来，要为国家的边疆治理提供理论解释和解决方案，只有这样的边疆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构建中国边疆学的目标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