丸山真男系日本战后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哲学家之一，他对日本现实政治的分析和看法，深刻影响了战后日本政治学的。他在东京大学部执教二十余年，门生众多，也由此诞生了“丸山学派”。他的文章入选日本中学语文课本，著作被列为大学生必读书目，曾有一个说法，
他的言论之所以被如此重视，自然源于其思想的深刻与独到，他亲身经历了日本从主义兴起到疯狂对外侵略，再到和振兴的全过程。
丸山线），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曾长期执教于东京大学部，他的政治学被日本学界称为“丸山政治学”。主要著作有《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952年）《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1956年-1957年）《日本的思想》（1961年）《战中与战后之间》（1976年）等。
《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是丸山真男的代表著作之一，收录了他自二战结束后约十年间发表的有关政治学及现代政治问题的主要论文，书中颇多启智的深沉思考。这本业已成为日本政治学经典的作品，同样源自丸山的人生亲证，它深深扎根于现代政治之中，是一本在深刻经验中思考政治、平实而富有洞察力的著作。
此书的开篇主题是“现代日本政治的状况”。这部分鲜明呈现了“丸山政治学”最具现实感和创新性的理论侧面：对日本主义在深创经历后进行痛彻。
丸山年轻时日本主义的勃兴。恰逢此时，他展开了政治理论的思想旅程，经历，既是人生基调，也是理论。主义是当时日本学者都无法逃避的问题，但独具只眼何其难矣。这需要论者首先沉入亲身经验之中，同时又能跳出狭隘经历进行反思。以前者，丸山在日本的现代转型、国家崛起的大背景中切入日本主义问题；以后者，丸山建构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的关联分析框架，并经由德意日主义共性的，而对日本主义的特殊性给予了令人信服的阐释，进而对日本败亡后责任的流失做出了深刻解释具有很强的意义。
丸山指出，近代日本的兴起，与国体论的流行有密切关系。日本近代国体的建构，与天皇制内在勾连在一起。塑造直接代表国家的天皇，成为日本政治思想与行动的主轴。“上定君权，下限”成为国家建构的行动旨。“国家成为伦理的载体，是唯一具有价值判断的决定者。”
此间，个人不被承认，亦不存在。这样的观念渗透于社会，也了日本。伦理与贯通，任何的就大门洞开。当接近天皇而非服务公共成为阶层意愿时，愚忠就势不可免。日本军队全力培养这样的忠诚感，并以此塑造军人的优越感。一种唯命是从的个人诞生了，一种完全责任伦理的行为模式落定了。层层向上转移责任,而反过来又层层向下转移压抑的机制，让规则意识荡然。“天壤无穷”是这种的不断延展，“皇威武德”强化了征服冲动，极端国家主义便与主义携手，让日本不归的侵略道。
在丸山看来，日本的主义在大正时期就以民间右翼运动萌动，中经昭和初期军部的推动，最终在二战时期趋于。他从共性与个性上对之展开分析。德意日的共性是：排除个人主义，反对议会政治中的主义，主张对外扩张，赞美战争，强调民族和国粹主义，全体主义下的。但分析的精彩处还在他对日本主义特殊性的剖判：
一是家族国家与忠孝思想促成的绝对国家的意识形态；二是农本思想占据极大优势下让国家主义深植乡土，国家与自治主义悖谬地统合起来；三是基于大亚洲主义的亚洲各民族解放的期许。正是这些因素撮合的日本主义，让军部可以借助上述动力推动运动。
但与不同的是，日本运动依赖的不是社会底层、失意者和法外人群这些“渣滓”，而是受教育层次很高、居于国家上层的“精英”人群。一种“上层的化”住了“自下而起的”，塑就一种官僚、军部与政党的体制。上层政治之成为“翼赞政治”就此得到解释。由精英联手并自赋德性的日本主义，成为一种由皇道、国德装扮起来的、“欲善而常为恶”的不担责的政治形态：既于所谓“事实”、处处；又逃避权责、安于。在无主体、随大流的情境中，日本运动的主体责任伦理便消逝于无形。这是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时无人主动承担责任的卸罪场面出现的重要原因。可见，日本上层精英人群缺乏政治灵魂与行动判断力，导致了多么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不正是日本运动的症结所在吗？！这对那些个人价值、极力忠孝的人们，不啻是严厉。
昭和天皇（1901-1989），名裕仁，1926年-1989年在位。在位期间，指挥和策划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1945年8月发布“终战诏书”，代表日本帝国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丸山的人生经历岂止日本的。战后日本陷入“占领军主义”的僵局，一方面不得不服从美国的政治意志，另一方面不得不致力寻求日本的主义政治出。前者导致日本毫力地加入冷战，后者明显增强了日本人探寻前程的难度。这对一个必须战争，同时必须面对强大政治张力的政治学家，是有着迥异体验的现实处境。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在南京举行入城式，日军占领南京后，制造了的大事件，这些侵略军将领是大的元凶，并因此受到日本天皇裕仁的嘉。图/视觉中国
丸山对二战后的政治学，力图超越意识形态对垒而进行冷静审视。这让他显得有些偏离自己的主义立场，呈现出左倾的色彩。丸山自己确实深受战前流行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此书的字里行间，马克思主义不仅以见惯不惊的术语自然流出，而且在方法上也可以直观体认出来。更为重要的是，丸山在分析德意日主义的理论尝试中，心存一种纠偏的意欲：
一方面纠正战后文化与主义的悲剧性对抗，另一方面纠正人们对的偏狭理解，再一方面纠正人们对苏联、对斯大林的刻薄评价。
这样的政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反潮流的理论故意。但透过丸山刻意的反潮流，人们可以看出他的分析切中情理的独具只眼。
丸山的相关评断，与英国社会主义理论家拉斯基联系在一起。他深受拉斯基政治理论的影响。后者是一个曾经强烈赞许苏联，跟着又对之持明确态度的英国社会主义学者。拉斯基无疑是同情的，将之视为一场消除剥削、通向平等的伟大实验。他特别赞赏苏联社会表现出的那种人人积极向上、充满欢乐、处处自信的状态。只不过他对苏联模式的世界认同前景审慎立场。但以苏联为参照，拉斯了自己所在的英国政治。
不过在中，拉斯基始终坚守个人主义的，这种看似矛盾的取向，在丸山那里得到一个似乎有力的解释：拉斯基不过是想超越“正统”的主义和“正统”的主义，寻求一条与现实更为相宜的政治进。拉斯基对价值心生，故有之举；但同时他又力避铁和血基础上的国家，故有“同意的”之说。这样的理论尝试，对丸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在方法上拉斯基，但在理论阐释上深受其影响。丸山不想让意识形态化的现代政治学自己，他试图在意识形态之外发现各种政治理论与实践模式的优长短拙，进而发现一条更为通达的主义道。
这让丸山身上的左倾色彩有形无形中增强不少。此书序言作者柄谷行人就将丸山认作社会主义者。这是误读了丸山。丸山不过是力图保持一个政治学家的反思平衡能力。他不想过于苏俄，犹如他不想提升其普适意义一样。对丸山来讲，让人记忆犹新的苏联抗击的，不应如此快速被人忘记。同理，苏联“党的”除开初期稳定的需要之外，也没有进一步的理由。正向与逆向动力相互作用的政治力学，总是让某种政治模式在有所斩获的同时付出沉重代价。况且从大处讲，苏联模式与教的暗合，也让人不能对之一概否定。“在褒贬之前，首先需要理解”。对是如此，对曾经反的苏联以及斯大林，也应如此。何况在麦卡锡主义流行的美国，的倾向颇让人忧惧。这兴许是丸山方主义的必然取向。
丸山认为，政治学之必要和重要，就在于人必须过政治生活。人身处政治之中，必须借助政治学以明其理。因此，政治学不是概念游戏，而是基于、政治真实面目的科学研究。
他指出，日本政治学的欠发达，就是因为日本国家的唯一正统主体即天皇，处在学术分析的范围之外，因此议会就像演戏一般，政治就此无法给政治学研究提供有效素材，关乎政治的发生、构造及合理依据这类政治学的根本问题，根本无法被科学地研究。政治学界所做的事情，大概就是概念游戏或径自膜拜欧洲教科书，并对之做一些抽象的解释。这就窒息了政治学的科学活力，且降低了现实针对性、解释有效性。而日本的政治研究者，基于现实需要，总是致力跟高层搞好关系。政治学的悲剧性命运就此注定。
丸山强调，“政治学必须处理眼前大量活生生的素材”，这是古今一切具有原创性的政治学家共同开辟出的理论通。同时，一个政治学家“在其内心引导他的必须是真理价值才行”。这样才能避免政治学研究成为闲人自娱、大众或宣传。政治学研究必有的现实品格需要保障，理论与实践的贯通需要，做政治奴婢的传统需要，如此才能做出高品质的政治学研究。
之所以需要如此认真地对待政治学研究，不仅是一个学术品质高低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它直接与人的境况勾连在一起。一方面，政治学研究自古至今都以“人”为基本主题。另一方面，政治学研究了现实中人的真实面目——不是，有些。因此，对人性的准确把握，便成为人们准确理解政治的人性指南。再一方面，只要人处在组织化行动的状态中，政治学研究就需要组织领导力过强与孱弱的弊端，揭破与无的两极说辞，政治物理手段的必须与局限。丸山相信，现代政治总是围绕被者内心同感的“米兰达”展开，因此，对的这类举措应怀抱；即便是对政体来讲，人们也需要对们的如簧鼓舌保持。
政治无处不在，但政治并不让人感到亲切，让人乐意生活于其中。政治的不干净与人性的相互伴随。因此人们总是想逃避政治。对此丸山断然认定，在追求效果且彼此敌对的政治氛围中，“如果这个，逃离所有的政治动向，那结果反倒是给自己头上招致最恶劣的政治。”深刻运动和苏会主义成败的丸山，是多么勉力人们积极投入政治生活。
他在与、支配与服从这两个现代政治学的基本主题分辨上，促使人们免于犬儒的，善于处理国家统一与个人的紧张关系，乐于接受指导而，致力捍卫的公共特性，全心寻求大政治与小政治的平衡，以“恬静的勇气和清澈的目光”打量政治、尤其是人物。由此保持自己的怀疑与和决断能力，真正履行自己必不可免的政治责任。这是丸山基于一个剧变时代给政治人类最佳的提点。
“丸山政治学”首先是专业政治学的术语。指的是丸山真男及其者形成的一个政治学流派。丸山自东京大学毕业留校任教，长期担任政治学教授，从事日本思想史、政治理论和日本政治的研究，受教者甚众，激辩尤多。在其活跃时期，学术与政治双线作战，影响力超出政治学专业圈子，广涉其他学术行当与公共事务。因此才让人有深厚的理由将其目为一个学派的灵魂与人物：他塑造了当时日本政治学界的学风，引导了日本政治学研究的态势，提供了政治学研究共同体的话题，了日本战后政治发展的方向。日本同行评价他“开辟日本政治思想史这一学术领域”、是“‘战后主义’思想的核心人物”。（见苅部直等编《日本思想史入门》“丸山真男”条）可见其跨越学界与的重大影响。丸山真男的相关研究，也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广泛认可。他受邀于欧美著名大学，哈佛等名校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对其学术贡献给予充分肯定。
“丸山政治学”在学派上有什么特点，而让人们侧目呢？除开直截了当地从现实政治生活中离析政治学理论论题外，“丸山政治学”以思想史的深厚展示了自己的学术实力，足以让人们三分。最为关键的是，“丸山政治学”将近代以来日本经历的两次结构化转型作为运思的重中之重，向人们富有理论力度和切中现实社会地揭橥了现代日本的内发型兴起机制，并有力了二战时期日本主义兴衰的机理。这是一班书斋政治学家做不到的事情。在日本，如同中国一样，长期以引介欧美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见长。如何将欧美现代政治学学理与日本政治及其现代转变贯通起来思考政治学问题，仅有极少数传统与现代学理俱佳、理论兴致与现实关怀同在的人，才能做到。而丸山真男正是其中杰出的一员。这是“丸山政治学”的旨趣所在，也是人们赞赏丸山真男政治学研究的原因。
丸山一代政治学家亲历二战，这段有着切肤之痛的人生经验，对其展开政治思，具有决定性影响。客观经验对处在其中的所有人都是相同的。但一般人视若未见，的结果就是经验不过就是经历。只有非常之人，才会在相关经验中发现深刻的思想学术问题，并加以强有力的阐释。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同样的经验是否经由反思而深刻化。丸山不曾放过自己青年时代的经历，将经验化为理论研究的主题，进行不同常识的深层解剖，以现代政治学的学理洞穿不曾深思的政治现象，因此给人们思考政治以深刻的启迪。
相比而言，丸山对日本现代政治思想史以及日本思想“古层”的探究，重在日本现代兴起的内在历史渊源。而《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则从丸山直接经历出发，去描述和探究日本发动二战，以及战败后日本的政治转变问题，经验与理论相融、描述与分析相间、经历与反思交汇，真是一部淋漓尽致体现“丸山政治学”旨趣的著作。丸山的学理表述，被认为处在一种显见的矛盾之中：他全力投入日本独特性、尤其是日本内生的现代进程的探究，但借助的主要还是政治学的学理。这似乎有些悖谬。
其实，对后发转型国家来讲，滞后的现代进程只能借助先行现代国家的理论总结与归纳，这在政治学研究上并无什么悖理之处。唯有顽强切入自己的政治经验和政治传统并加以学理，真正原创的现代政治学自然就会浮现出来。这无疑给丸山看似矛盾的顾此失彼——留意日本经验而失于普遍理论、着意理论归纳但裁剪日本经验——之政治理论论说以有力支持。名字缘分测试小游戏
本文由 恒宇国际（www.neivn.cn）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