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开始对“汉学心态”进行，温儒敏教授《谈谈困扰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①和陈平原教授《视野心态如何与汉学家对话》②两文反响较大。两文针对部分学者以海外汉学为“标准”的现象，在肯定海外汉学所特有的“优长”的同时，提醒学界要以“平等”心态面对海外汉学，取长补短，注意研究的历史感和分寸感，以及研究本国文学所特有的“情怀”。两文提及的海外汉学，主要指夏志清、丸山升等国外学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80年代以来，国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颇受夏志清等人研究的刺激，在“师夷长技”的同时亦有人盲目追风，两文以此立论，针砭“学”弊，对后辈学人不无。笔者近年来颇为关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所学专业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所以有意无意地思考过二者之间的关联。我们在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对国内学界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倒是可以看看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能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哪些。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借鉴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并非没有先例。1990年代，谢冕、孟繁华两先生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出版，此书共十一本，参与者大都是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严家炎、谢冕、钱理群、洪子诚等先生各写一卷。主编谢冕先生在1995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上指出：“丛书主要是受《万历十五年》、《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通过一个人物，一个时段的透视，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从而区别于传统的历史著作。”③提出了“拼盘式”、“手风琴式”、“大文学观”等三点编写原则。谢冕先生虽然提到《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但最主要的显然来自《万历十五年》。“拼盘式”的设想来自《万历十五年》的整体框架，《万历十五年》正是通过七个人物的拼盘传记，来展示1587年的整体；“手风琴式”设想来源于《万历十五年》各章的结构，《万历十五年》的第一章《万历》其实并非仅写万历在1587年的事迹，而是从万历登基写起，体现了手风琴式的伸缩性；“大文学”的观念与黄仁宇“大历史”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这一概念在要求展示历史的多个侧面这一点上也是吻合的。同时，黄仁宇的大众取向也影响着该丛书的编写，洪子诚先生就提到：“本丛书的主编者曾作者，要写得生动活泼，生动，有较高的可读性”。④ 该丛书从编写开始就给学界带来兴奋。钱理群先生在1980年代末曾有一个多卷本《40年代文学史》的，后来失去热情，该丛书的策划重新点燃了他进入1940年代的，获得了他“这就是我所需要的文学史结构”⑤的称赞。不仅钱先生有这种感觉，该丛书出版后也得到学界普遍好评。孟繁华称该丛书“是突破文学史写作制度的有益尝试”⑥；吴晓东评丛书之一的《1948：天地玄黄》，“颇有点像小说或报告文学的写作，其叙述化的语境迅速地把读者引入历史情境，使读者感同般的置身于一种过去的现场之中”。⑦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编写是成功的，这说明借鉴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对于国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有意义的，当然，这需要我们打开视野，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特点有一个综合把握。
美国学界的中国史研究相当兴盛，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成就最高，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美国学者综合人类学的、社会学的、经济学的、统计学的各种研究方法，对中国近代的经济状况、制度、文化思想、社会心态、对外交往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往往建立在研究资料的大量占有之上。比如魏斐德写作《上海》，他为了把握上海社会的特点，查阅了上千种文献。王瑶先生说：“作为历史科学的文学史，就要讲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讲重要文学现象的上下左右的联系，讲文学发展的规律性”，⑧“文学现象的上下左右联系”一句大值玩味，这要求我们占有尽可能多的史料。而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在这方面恰恰提供了很好的榜样。
第一，强烈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一个学科发展的重要引擎，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一直都处于强烈的问题意识推动之中。但是，随着近年来博士培养数量的剧增，评价方式上采用量化标准，越来越多的专著和论文问题意识薄弱，体现为低水平的重复生产，为写论文而写论文等现象大量出现。而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在问题意识上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借鉴。
首先，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体现在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上。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作为中国史研究学科的奠基者，他的研究兴趣在于探讨近代中国如何在列强的侵略下一步步现代；他的学生勒文森（Joseph R. Levenson）则把费正清注重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跟外部关系的研究转向中国内部思想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研究。研究思想史毕竟是软性研究，有着仁者见仁的不确定性，以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为代表的下一代展示了他们作为历史学家的更大野心，《大门口的陌生人》、《上海》都是切入实际的社会史研究。美国学界的中国史研究正是能够不断打开新的研究视野，才把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引向深入。
其次，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问题意识也表现在对同一研究对象的重新阐释上。勒文森认为梁启超从上认定要救中国除了文化外别无选择，正是这样一种对传统和都难以接受的心态，成为勒文森所寻找到的中国知识倾向主义的心理根源。18年后，张灏出版了他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该书否认了勒文森有关梁启超的情感与的绝对区分，从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复杂性分析入手，认为梁启超虽然抛弃了一些传统思想，但同时也继承和发扬了另一些传统思想，在跟勒文森著作对话的基础上，推动了梁启超研究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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