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在跨语言、跨文化过程存在一定的变异现象。近年来，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弥补了以往研究中多关注同源性和类同性而忽略异质性和变异性的缺憾，为比较文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拓展了比较文学研究新的空间。围绕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的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李伟荣。
中国社会科学网：文学作品在流通和过程中为何会发生变异？我们应如何理解比较文学变异学这一概念？
比较文学变异学正是关注文学变异的一种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是对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进行深入思考而由中国学者提出的，是对法国影响学派和美国平行研究的有益补充。了解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历程，了解变异的思想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比较文学变异学。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自20世纪前后开始进入学科体系后，比较研究一直的是钱钟书先生提倡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他提出12生肖排序“心之同然本乎理之当然，而理之当然，本乎物之必然，亦即合乎物之本然也。”意思是“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穿着不同的学科。”可见，那一时期主要关注文学比较之间的“同”，“求同”而“存异”。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国比较文学学者逐渐发现，尽管采用“求同存异”的学术态度能够对文学进行比较研究，但是总觉得比较起来似乎隔靴搔痒，难以比较文学的内在规律。于是，一些学者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最先对此进行思考的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先生，他曾指出：“一首中国诗要通过诠释方式去捕捉其义，然后再以传统的语言结构重新铸造……他们都忽略了其中特有美学形态，特有语法所构成的异于的呈现方式。”1974年他发表了一篇名文《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在其中他更是指出“对中国这个‘模子’的忽视，以及硬加给‘模子’所产生的，必须由东西的比较文学学者重新寻根的探讨始可得其真貌。”叶维廉的“模子”论于1986年因温敏儒和李细尧编辑《寻求跨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叶维廉比较文学论文选》出版后，引起了比较文学学者的注意，其中就包括曹顺庆、萨义德的《理论的旅行》和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再加上叶维廉的“模子论”，这一切外来的思想促使曹顺庆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与发展。从2005年，曹顺庆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变异学思维逐渐成熟，开始在论文（如《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2006）中和著作（如《比较文学学》，2005）中开始探讨比较文学变异学。2013年，曹顺庆关于比较文学变异学的思想以《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为名在国际知名出版社斯普林格（Springer-Verlag）出版后，引起了国际知名学者佛克马（Douwe Fokkema）、苏源熙（Haun Saussy）、多明哥（Cesar Dominguez）、德汉（Theo Dhaen）和达穆罗什（David Damrosch）等重视，并撰文评论，从而让学术界能够更好地关注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和发展。
有趣的是，国内外对于“变异”的思想，并非只是曹顺庆在独自探索，中外学者都在思考，例如法国学者布朗肖等曾著有《变异的思想》（The Thought of Alterity）。中国学者严绍璗则著有《日本“记纪”变异体的模式和形态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和《“文化语境”与“变异体”以及文学的发生学》。
综上可见，对于“变异”的思考国际国内一直在进行，而对于比较文学变异学的思考目前更多是在中国学术界进行，但是由于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学术共同体，未来对于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讨论将会越来越深入，并融入到世界比较文学的讨论框架之中。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比较文学变异学提出之前，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注重研究不同文化下文学的类同性，而比较文学变异学更为关注文学交流中普遍存在的变异现象，突破和拓展了以往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您如何看待比较文学变异学提出后的贡献作用？
李伟荣：中国学者积极投身国际比较文学的研究与发展，是中国学者一贯的态度。当学者进行“同源性”影响研究或是“类同性”平行研究时，他们考察的对象依然是欧洲文学，因为欧洲文学之间才具备同源性或类同性，基本上是把中国文学或亚洲文学排除在他们的考察范围之内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的提出，首先就打破了“中心论”，这是比较文学变异学最为突出的贡献。由于比较文学变异学的提出，中国文学就合理地成为了比较文学的对象，使得比较文学研究突破了传统的藩篱。
其次，比较文学变异学的提出将“变异”纳入比较的范畴，并非是摒弃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而是将研究范畴从“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中的“同“扩展到了”异“的范畴，因此我们在研究时既可以”求同存异“也可以”求异存同“，”异“与”同“是一体两面，只有这样，比较文学研究才能够更为全面。
再次，比较文学变异学的提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贡献。此前，对于中国的翻学是否属于中国文学的范畴，对于翻译的误译问题，对于日本文学的变异体问题，对于文学理论中国化的问题等等，都无法对它们进行学科的归类。比较文学变异学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的学科视野，一些此前没有学科归属的问题都可以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而得以研究。当学者纷纷对比较文学的产生怀疑时，甚或提出比较文学“学科已死“论断的时候，中国学者提出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直接突破了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窠臼。
中国社会科学网：作为我国学者首先提出的比较文学变异学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理论话语体系的成功范例。请您以比较文学变异学为例，谈一谈应该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
李伟荣：比较文学变异学之所以能够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取得重大突破，主要在于它能够体现中国比较文学的特色，而且能够突破比较文学研究原有学科体系的窠臼。对于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继续努力：
一是厘清中国学派的比较文学变异学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之间的明确界限，进一步完善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学科范畴、研究方法，从而使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学科理论更科学，更容易为学者所接受。
二是既要中国传统比较文学研究的优势，将王国维、钱钟书和翰等前辈学者积累的研究方法继续发扬，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超越；又要进一步促进创新，更加紧密地与国际比较文学学界进行对话和合作；同时，还需要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
三是继续促进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创新。首先，着力从学科建设做起，共同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比较文学研究。其次，要善于设置能够引起国际比较学者感兴趣的论题，创造新概念、新范畴、新方法，结合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实践，发展与比较文学研究相容的话语体系。最后，着力推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优秀世界。
需要明确的是，尽管比较文学变异学现在已经引起了国际学者的关注，但是关注还不是特别广泛，所以比较文学变异学要真正代表中国学术创新的一部分融入世界学术体系，依然任重道远，是我们每一位比较学者都肩负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