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说起大师，我想大部分人第一反应总归是肃然起敬，敬仰犹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第二反应就是感叹日下，不古，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不过，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当下的中国也不至于那么寒酸，连一个大师都没有，随便举几个案例，这里无关立场，平心而论，沈志华，葛兆光，刘小枫，李学勤随便哪一个出来，也绝对是各领域里的大师，相比那些大学者，有过之或无不及。之所以没有什么人称他们是大师，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审美偏好的保守性，通常搞那些古典学问的，穿着打扮古典的，我们比较容易认为那是大师，比如哪个白发白眉的老头，穿一身唐装，给人一幅仙风道骨的感觉，张口就是孔子，，释迦牟尼，这就很容易被人认为是大师，而那些搞现代学问的，穿件T恤，衬衫，那就对不起了，你就是个教书匠。
被塑造比较成功的大师典型就是南怀瑾，现在一个企业老总办公室的书架上放一套南怀瑾的书，绝对可以自诩儒商了。其实南怀瑾就是长相有优势的于丹，看起来像个大师。以我这样的低级国学素养，翻了翻南怀瑾的书，也觉得此人完全浪得虚名，就是一个卖狗皮膏药的江湖郎中。
南怀瑾对于各种经典的曲解误读完全，我的不懂，但他看胡乱解释和，想来他对于的解释也是一塌糊涂。据说，佛教界一直有人称他是邪师，关于他对经典的种种曲解，网上也有很多了，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就说两点，他说伟大人物的精子都是脚踏七彩--七种颜色。我的天呐，现在有人嘲笑军人生理学，其实早就有大师生理学了。还有，南怀瑾还脑洞大开的为印度文明脑洞开疆，说印度古代的疆域包含到现在的以色列，希腊哲学都是发源自印度，说他不知所谓，算是客气了。至于南怀瑾大师向女入室传授合欢功的，我是实在没有兴趣进一步扒了。
这里不得以要得罪一下季羡林季老，季老的梵学研究当真是登峰造极，恐再无来者。而且我相信，季老这个一辈子在书堆里做学问的人，拥有那么光耀夺目的名声也非其所愿，从他辞去三顶帽子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平心而论，说他是国学大师，这个确实有点令人啼笑皆非，季羡林明明搞的是印度学，怎么就成国学大师了?他做的学问应该说是不适合在阅读市场的，不过依然会有些书商变着方法的坑读者，把这样一个不食烟火，一辈子枯做学问的老先生，包装成阅世知人的心灵鸡汤手。我实在搞不懂，季老这样的单调枯燥的人生有什么人生可以谈?他一个一把年纪跟唯一的儿子决断往来的父亲，情商那么低，又有什么资格生导师?简直胡闹!
通过以上两个案例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一位要么根本是浪得虚名，一位要么是过渡包装，大师的头衔是要打些折扣的。那么现在让我们再把目光放倒，看看那些大师发生学的源头，大师真实的学术水平，总之就是一句话，大师是怎样的，我到不是有意去打破这些偶像，而是将偶像的另类面向展现出来。这不影响他们的伟大，毕竟我们要避免一种把大师当做的审美习惯。
前段时间，一个朋友介绍一位朋友认识，让我评价一下他读高三的儿子关于知识的文章，我看了一下，觉得内容完全跟市面上主流论调一致，就是赞颂那些学人具有传统的士大夫。我当然不能对高三的学生要求太高，只能说在高三的年纪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文章到是引起我一个关注，士大夫和知识这两个概念出现一定程度的混淆。
我们知大夫虽然是一个很近代的概念，但是它的理型是很古老的，首先它是脱胎于一个阶级身份，也就是士农工商中的士，最早的士产生于封建时代，是卿大夫的非嫡长子，因为这个群体无法承袭贵族爵位，但是又出身比较好的阶层，所以虽然没有爵位，但是可以接受教育，介于贵族和平民之间。因为他们能接受教育，在秦始皇废除封建制，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士这个群体基本上演变成了儒士，从一种社会身份转变为文份。向来强调以文载道，以道抗势，比如说荀子说过:从道不从君，但是这个道就比较难解释了，如果按照的道那就比较好解释，最简单的解释，这个道就是，运行之规律，具有客观性，普遍性，超越性。这个道的含义，多少也借鉴了这个道，但理解起来有点难度，相对于的出主张，的入世使得之道更多的赋予了民本，传统以及抽象的形而上感这些比较社会性的基因。我觉得最好的诠释，就是张载张横渠在《西铭》中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开太平。
相对士大夫，知识是西力东渐之后的舶来概念。按照广义的概念，是指具备思考能力的脑力劳动者。但是我在本文中将采取一个比较狭义的解释，也就是源自法国德雷福斯事件所产生的概念。当年法国少尉德雷福斯被军事法庭判为间谍罪，但是随着调查的深入，被发现是一起冤案，这件案子成为公共事件，法国社会迅速分化为两大对立阵营。作家左拉在《曙光》报上发表致总统的--《我!》，《曙光》主编克雷孟梭用知识宣言(Manifeste des intellectuels)几个字来形容它，最终在的推动下，这起冤案得以。而intellectuels(知识)也就此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身份。探究知识概念的起源，我们可以发现，知识是以社会不公，追求社会的姿态出现的。前年杨绛死的时候，关于钱钟书是否可以被称为知识，我和人有过论战，我的态度就是，钱钟书是一个学问家，但是按照原初知识的含义，是没有资格被称为知识的，但如果用一个广义的定义或者字面含义，钱钟书是可以被称为知识的。正如在中国，公知一词从语境上来理解，只是指一些派，但是如果究其字面含义，无疑一些爱国学者也可以被称为公知。这涉及到具体的语境。
从结构上来说，士大夫和知识是相同的，但是因为涉及到具体的思想发展程度，我的看法，就是士大夫偏向于中国的传统价值取向，所谓从道，但是这个道因为中国的哲学解释力度不够，所以一直是很模糊的概念，也说不清楚具体操作，总的来说，是一个很宏大的概念，更多的侧重于天下这类视野。而知识因为是概念，因为哲学发展的非常细致，所以价值取向上更加明晰，知识通常会去追求社会。所以如果用这样的划分来套，我们可以发现，像陈寅恪这样的人物是不符合知识这个称呼的，他不会去关心沈崇被案这样的公共事件，而会去关心一个国运这类的问题，正如他在51年的论文《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其实质是关心中国的命运。而胡适这样的深受思想影响的人，则会对社会的具体事务做出或者引导，比如关心裹小脚，之类话题。当然，正如我所指出的，两个概念在结构上是相同的，所以有时如果出现，二种气质集于一个人身上也是不奇怪的，不黑即白的。
大师者必有大学问也。没有大学问，没有大的视野格局，怎么也没资格称大师的。中国传统的学术，以宋学为顶峰，宋代的建立了思想体系，在史学也集前人之大成。就如陈寅恪说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不过，在宋以后，各种学术有所衰弱，到了清朝又是一个高峰，也就是衍生出了汉学的文献整理和考据之学，包括已经基本成为绝学的史地之学。虽然受西力东渐的影响，朴学衰亡，但是近代的学术传统多少还是承袭了清代学术高峰的余绪。这很好理解，虽然近代以后，高层的学问偏向于现代的问题思，但是大都数学人都是在青少年时期，接受了很好的旧学训练。也正是这个学术基础，使得大部分学术大师能够轻松横跨。
其实清代朴学到了孙诒让之后，很难说，还有一个很传统的朴学大师了，也基本上可以说做到了尽头。该整理的文献都整理了，该做的注疏都做了。想在旧的学问根底上做突破，必须有新的视野，我这里举个例子，比如说陈寅恪先生在《西游记玄奘故事之演变》中将孙悟空的原型追溯到印度古典中的神猴哈奴曼:支那亦有猿猴故事，然以吾国昔时社会心理，君臣之伦，神兽之界，分别至严，若绝无依籍，恐未必能联想及之。如果没有域外知识背景，是想破头皮也想不明白《西游记》为什么会设置一个猴子作为主角。因为，在中国念里，神和妖之间的地位过于悬殊，设想故事，是不可能设想出一个妖怪能大闹天宫的，即使想到了，也不会以猴子这样一个不算神圣的动物作为秩序的形象的。这一定是有域外的背景传进来。但是这样很简单的道理，非要有陈寅恪这样的学贯中印的人才能发现。再比如说，胡适对于《红楼梦》的考证，在胡适之前，关学的，要么是文艺美学的，要么是索隐派，直到胡适受到的文学思想的影响，才系统性的提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说，也就此了目前红学中最大的流派--曹学。这都是必须以学术背景才能做出的突破。
今人在回望大师的背景时，切不要简单的标榜:之，之思想。真实的大师要比包装出来的形象要复杂的多，我们除了需要了解大师们的行状，而是要继承大师的的思考方式，跳出不唯师，不唯旧，不唯新，不唯中，不唯西的知识论，才算是大师们留给我们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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